徐秀丽：新兴国家国际发展治理角色日显
刚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见证了主要“全球南方”国家共商发展大计的醒目时刻。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更好发展，成为南非“金砖时刻”乃至更广泛层面南南合作的一个响亮呼声。而在向着这些目标奋进的过程中，南方国家加强国际发展合作并在全球发展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既是应有之义，也是一个有力抓手。
国际发展这个概念最早源于二战后，迄今已形成四支主要的政策实践力量。第一，上世纪40年代，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将欧洲拉出战后经济的阴影，并通过推动在欧洲设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尤其是1960年设立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以及后来设立更具包容性的经合组织发展中心，推动建立了一系列国际发展规范与准则。世界银行等国际性和区域性开发银行也可被看作是这一体系的延续，它们在资金、技术和知识上长期以来占据优势，尽管近年来有所衰落，但仍是国际发展体系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支力量。
第二，二战后以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为核心，以和平、发展、人权三大支柱为宗旨，尤其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联合国连续推动“四个发展十年”并于2000年设立“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设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球发展议程体系。该体系也是国际发展总体体系中成员最多、最具包容性和多元性的体系，拥有全球网络和联合国合法性资源。该体系与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体系之间同样具有很多互动和联系。
第三，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上大量的民间组织、基金会以及跨国企业等私营部门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发展事业中来。它们分布广且直接接近大众，逐渐成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队伍。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即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南南合作中开展的国际发展合作。这支力量在二战后就一直存在，与西方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的历史一样悠久，形式也很丰富。但长期以来，由于资金有限、建制程度较低，比如不像北方国家那样设有专门的发展援助委员会、每年定期收集各国发展合作数据并设立统一的规范、发布年度报告，不断通过高校、科研单位、智库等培养人才和生产国际发展知识产品等，所以全球影响力相对有限，话语权相对较弱。
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迄今已有70多年历史。近年来，我国在国际社会越来越主动地设置发展议程，积极参与全球发展治理。随着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南方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发展合作与南南合作广受关注，尤其随着中国一系列发展新主张与新合作的推进，现行以西方为主体的国际发展体系也迎来了改革契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2013年以来陆续发起“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等国际发展合作新机制，日益成为国际发展领域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尽管目前我国的对外援助数量仍然相对有限，但其撬动贸易投资进而推动当地发展、孕育长远内生动力的方式，以及注重基础设施建设等硬件建设，强调不干预他国内政、不附加政治条件，注重自力更生、联合自强、互利共赢等原则与理念，不仅赢得广大发展中国家欢迎，也吸引了经合组织援助委员会成员国的关注，它们也开始提出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强调互利共赢原则，关注援助与经济合作之间的关联等。因此，现在也有观点认为，“北方国家的国际发展体系正在南方化”。
当前，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新兴国家推行的国际发展合作体系仍然坚持南南合作的特色，保留相对的独立性和本国特征，与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国际发展体系之间存在规范、语言、合作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同时，两个体系之间也在不断互相学习与改革。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地处欧洲，存在对华合作的意愿和空间，而且发展合作领域与传统外交领域有所不同，这个领域比较强调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凝聚人类共同愿景，尤其关注世界上最脆弱国家和最脆弱人群面临的贫困、粮食安全、共同发展、气候变化等基础性发展问题，因此这也是新兴国家与欧洲乃至整个发达国家群体增进共识的一个重要渠道与机制。（作者是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院长、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