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刚:亚洲大国该怎样助力“新中东”发展

百年大变局下,中东国家“向东看”,亚洲国家“向西进”,双方建立日益密切的务实合作关系。就在最近两天,印度总理莫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相继访问海湾国家,但这又被一些媒体惯性化地解读为“对抗中国的影响”。而在中东越来越展现新气象的情况下,亚洲国家更应超越战略竞争陷阱,为地区和谐发展贡献积极力量。

美欧安全观阻碍中东问题解决

一直以来,中东地区被称作“全球火药桶”,民族矛盾、教派纷争、领土争端、难民问题等久拖不决,加上美欧大国介入,地区国家内部冲突与大国全球竞争盘根错节,这些都加剧了中东局势紧张。美欧大国在中东分而治之、构筑“小院高墙”,发动“代理人战争”,不仅未能解决中东国家的安全问题,反而使地区安全国际化、双边安全多边化。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主张以对话代替对抗,以结伴代替结盟,这种新安全观受到越来越多中东国家青睐,也为中东和平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今年3月,中国成功促成沙特与伊朗和解,带动中东地区“和解潮”。中国为中东地区带来的和平红利正在逐渐转化为发展红利。沙特和伊朗化剑为犁,促进了海湾地区整体投资环境的改善,为域外国家同西亚国家加强务实合作奠定基础。

发展是解决中东问题的总钥匙

“9·11”事件后,美西方认为中东地区动荡的根源是“民主赤字”。美国积极推动“大中东民主计划”,促进中东的“人权、法治和自由”。但实际上,美西方并不真正关心中东民主问题,而是试图将中东盟国打造成对抗非西方大国的工具。

在中方以及国际社会更多理性国家和人士看来,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是“发展赤字”。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和动能不足成为阻碍中东国家走向更大繁荣的瓶颈。“阿拉伯之春”十年里,域外大国地缘政治与地区强国教派政治相互交织,中东各国陷入零和博弈的漩涡而错失发展良机,中东与世界发展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

在中国、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推动下,中东“和解潮”促进了中东地区从战争与冲突的“旧中东”迈向和平与发展的“新中东”。中东各国对外努力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对内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纷纷将发展视为首要任务。沙特和阿联酋的“2030愿景”、科威特的“2035愿景”、阿曼的“2040愿景”、土耳其的“中间走廊”计划以及伊朗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等逐步得到落实。

亚洲大国为中东发展注入新动力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欧大国对中东事务的关注度进一步下降。与美欧国家在中东寻求地缘政治利益不同,亚洲国家寻求地缘经济利益,亚洲整体合作水平不断提高。

亚洲国家普遍认为,冲突没有赢家,安全不可分割,中东国家只能和平共处。域外大国应以对话促和解,以发展促和平,而不应以军备促对抗。各国应积极做大合作的蛋糕,以利益共同体促进安全共同体。

“新中东”背景下,“发展本位”已经代替“安全本位”,亚洲大国纷纷将国际合作的目光投向中东。中东国家则从西方“代理人战争”与教派冲突的漩涡中走出来,避免再次成为域外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牺牲品。西方学者认为,日本的“亚非增长走廊”计划、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美日澳“蓝点网络计划”、七国集团的“重建更好世界”计划和“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计划”,以及美国-印度-阿联酋-以色列“四国机制”等,多多少少都旨在稀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亚洲大国应站位更高、格局更大,为中东国家的发展提供正能量、注入新动力,而不是配合西方大国在中东搞科技与基础设施恶性竞争、建立排他性经济科技联盟;应基于市场化原则推动国际合作,而不是将发展议题政治化、科技合作安全化、相互依赖武器化。中东足够大,发展机遇足够多。

“新中东”背景下,中东各国战略自主意识增强,不愿意卷入大国竞争。中东国家民生改善面临重重挑战,粮食安全、失业问题、城市病、生态环境、产业落后等问题突出。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中东国家要跟上数字经济、能源转型的步伐,需要与亚洲各国建立全方位伙伴关系。发展是亚洲各国的首要任务,也是亚洲国家的共同价值。西亚国家与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经贸、能源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升级,将有助于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作者是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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