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潇予：谈印度“人口红利”恐为时过早

联合国近日宣布印度将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其人口在2060年将达16.5亿。但印度人口数量增长能否转化为人口红利将面临三重结构性问题。

一是教育培训问题。印度劳动力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40%的劳动力是高中毕业生，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人口不足三成。主要原因是印教育发展水平仍相对落后。印基础教育和学龄前教育资源分配长期不足，公立学校基础设施落后，师资匮乏。据统计，印140万所学校中有26%的学校没有饮用水，53%的学校没有女厕所，配备现代化教学硬件迄今仍非学校发展的优先事项。同时，印教师缺口人数近69万人，尤其是农村地区招聘和留住教师困难重重。因待遇低下、缺乏培训和管理不力，公立学校教师缺勤问题突出，25%的农村地区学校教师每天缺勤，全印每年因教师旷工造成的损失达15亿美元。

独立以来，印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但高等教育办学水平并没有得到普遍提升，高等教育精英化和阶层分化问题突出，导致现在印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总数仅为中国的一半。入读印度理工等顶尖高校的精英学生又通常会选择前往欧美国家工作，印长期面临西方国家的人才“虹吸效应”困境。

《2021年印度技能报告》研究发现，仅有45.9%的印度年轻人可以找到工作，大部分印毕业生缺乏应聘岗位所需技能，仅4.69%的劳动人口接受过正规技能培训。印政府出台“总理技能发展计划（2016-2020）”，目标是每年为1000万劳动人口提供培训，但已完成培训的人口不足400万。未来，受教育程度不足的青年大量涌入就业市场将使印社会承压，且随着人口激增，生态系统退化，传统农业领域将难以吸纳数量庞大的待业人群，恐将产生难以预测的社会问题。

二是性别平等问题。印是全球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据统计，2021-2022年，印15-59岁间劳动力人口中女性占比仅为29.4%，男性劳动力人口占比80.7%。在新冠疫情期间，印女性就业率曾有所提升，但研究发现这仅为社会危机时出现的周期性波动。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就业人口中有六成是“个体经营者”，这也意味着其报酬低廉或更有可能成为无偿帮工。同时，印同工不同酬现象严峻。2023年，印性别薪酬差距达27%，在全世界153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108位，女性薪资水平通常仅为男性的71%。国际劳工组织统计，科技领域和公司管理层，印度女性收入为男性的60%。即使在女性占据就业优势的零售领域，其薪酬也仅为男性的67%。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因有二。一是印管理层缺乏女性领导者。企业高管中女性领导者仅有14%，故在薪酬分配中缺乏意见领袖和行业榜样。二是受制于印父权制、女性家庭角色定位等传统。印传统文化认为，女性应更多从事服务性工作，尤其是照顾家庭，印女性平均每天做家务时间超5小时，而男性为30分钟。时至今日，仍有超五成的女性劳动力人口存在营养不良或患有贫血。

三是种姓问题。延续数千年的种姓制度至今仍在深刻影响着印度社会的方方面面，虽然印独立以来尝试建立消除偏见的国家治理体系，但种姓在现代印度社会并未销声匿迹，而是隐蔽地继续发挥作用。传统上，种姓制度与职业挂钩，而低种姓人口约占印总人口的三成，近年来这部分人口从事政府工作的机会正在下降，且低种姓人口基本没有土地所有权，这导致他们比高种姓人群更依赖现代雇佣关系。受制于种姓制度的潜在制约，低种姓人群从事的工作稳定性更差，收入更低，在求职过程中更易遭拒。据统计，低种姓从事非正规工作比例为47%，而高种姓人群为30%。自1990年以来，低种姓人群失业率始终高于全国平均失业率，因为在雇佣关系中，高种姓的人即使学历较低也更容易获聘。即使在印度引以为豪的科技领域，对低种姓的排斥一直存在，在求职应聘过程中，同等条件的低种姓人群更容易被淘汰。甚至在印度科技精英崭露头角的美国硅谷都存在着隐形的种姓歧视。印度如想释放人口红利，如何解决好三成人口的社会平权问题可谓任重道远。（作者是中国传媒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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