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柱智:维护好超龄农民工的就业权益
和人口老龄化的总体趋势类似,中国的农民工也在老龄化,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251万人。从年龄上看,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7.3%,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未来十年间将有近8000万农民工面临“超龄”问题。
2022年,部分地方出台“超龄农民工”清退政策引起热议,尽管其初衷是保护超龄农民工生命安全,然而却造成第一代农民工的一些就业困境。在中国,农民工“活到老、干到老”,不断延长劳动年龄,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很多超龄农民工活跃在建筑业,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他们是基建强国的一大基础。国家对此很重视,很快就纠偏了“一刀切”的做法。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维护好超龄农民工就业权益。不得以年龄为由进行“一刀切”的清退,就是其中之意。
一些外媒把“超龄农民工”视为“老龄化中国的终极挑战”,这种观点是荒谬的。在西方,人口老龄化之所以成为一种问题,是源于“福利陷阱”,即劳动者享受的福利超出国家财政的承受水平。我国则不存在这种问题。农民工从事非农就业,他们的身份认同依然是“农民”,大多参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障。在很多省份,政府规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最低年缴费仅为400元。
国家一直鼓励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建立了相应的顺畅机制。但农民工参保比例还不太高。截至2020年6月底,数据显示,全国有6375万农民工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占当年农民工总量的约22.3%。其中东部沿海地区本地农民工参保比例高,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参保比例低。这源于农民工经济收入不高、就业不稳定,更希望获得现金收入应对当下增长的支出。
不断变老的农民工终究要退出劳动力市场,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也构成社会正常的新陈代谢,就业难并不是问题。年轻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和年老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完全是不同性质的。农民工退出劳动力市场是渐进的,到了60岁,体力好的农民工可以继续留在建筑业等行业,赚更多钱是他们的就业目标;到了65岁,体力下降,他们就力所能及地做一些简单的服务业工作,如保安、保洁、绿化等。到了70岁,农民工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回农村从事农业,这时也到了落叶归根、回乡养老的阶段。年龄再大一些,他们便不再从事农业,依靠储蓄收入、农村养老金生活,还可以接受子女的赡养。
还有人认为,户籍制度的存在,限制了农民工进城。这也是完全错误的,当前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对于农民工而言是一种保护的制度安排。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城镇目前是十分开放的,但农民工大多选择不要城镇户籍身份,反而非常珍视农村户籍身份,更愿意选择“常住人口城镇化”的模式。相对于城镇户籍,农村户籍身份为农民工提供了承包地、宅基地等福利,提供了高风险社会中的安全感。
对于未来越来越多的超龄农民工,目前还可从两个角度给予帮助。一是在保障他们在城镇的劳动就业权益的前提下,在工伤保险、安全培训、技能提升、欠薪治理等方面给予更多更人性化的支持。这有利于在劳动风险防范与劳动权益保障之间保持平衡。二是在他们要退出劳动力市场、回到村庄之后,为他们在村庄的农业生产、养老生活提供更细致周到的服务,使他们安心在村庄养老。(作者是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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