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雪：对印度经济的看法为何如此相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ADB）都预测，未来几年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印度将保持最高增速，甚至一些名头响亮的国际金融机构如麦肯锡、摩根士丹利已开始鼓吹“印度世纪”。而印度政府自己也志得意满，在年初发布的500页的年度经济报告里呈现世人的几乎全是成绩和亮点。2024年大选即将到来，莫迪要想继续连任，经济搭台政治造势必不可少。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独立于政府的学者对印度经济所持不同看法同样引人注意。他们认为，疫情3年来印度平均增速才3.5%，而且明显呈下降趋势——2022-23增速就已从上年的8.7%降到6.8%，而2023-24年有可能进一步降至6.1%。他们进而质疑印度此轮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这些学者质疑的理由大多是老生常谈，比如没有就业的增长、对私人资本尤其外国投资的市场准入反复多变、在融入全球供应链与扶持国内产业之间的尴尬平衡等，这些问题的存在确实令印度经济增长起起落落。
如此，人们自然会想到一个问题，关于印度经济，我们该相信谁？
相信看似独立于政府、盈利性的国际机构，如金融公司、咨询公司以及国际评级机构？但它们本身就是政府公关的主要目标，而且第三世界国家政府还是它们的重要客户。
那么，相信IMF、世行、ADB等国际金融组织？它们的确拥有国际一流的经济学家、庞大的数据库和先进的模型，而且至少表面保持政治中立。它们对一国经济的判断一般只有些微差别。然而，它们的专业性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对象国提供的数据准确性。再者，数据解读之人亦很难克服自身以及组织内部固有的偏见。即使不是刻意捧杀或唱衰，它们总倾向于高估一些国家的成绩，又夸大另一些国家的问题。它们的专业性也因为无法预测出类似1998年亚洲金融海啸、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这样规模的国际性危机而大打折扣。
来自大学的相对独立的学者可信度多少呢？目前研究印度经济、且拥有相当影响力的学者以印度人或身居海外的印度裔居多，他们被“爱之深责之切”的情与“家丑不可外扬”的义撕扯着，至于最终会往哪个方向跑，则大多与他们的所处时代和各自经历有关。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反殖民运动高涨、社会主义经济纲领广为接受的尼赫鲁时代度过了他的青年时期，终身追求的是社会公正，尤其重视消除贫困、实现族群地位平等。他对莫迪推行的激进的身份政治、扶持大资本的所谓经济自由化政策多持批判态度。中生代印度经济学者中的拉古拉姆·拉詹的履历最为夺目，他曾是IMF首席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讲席教授，后为印度财政部首席经济顾问，又转身为印度储备银行行长，任职期间各项举措广受市场赞誉，在声望如日中天本以为将顺利连任之际，却遭抛弃。拉詹自此走上“逢莫迪必反”的道路，他对印度经济的论述已经越来越失去公信力。
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与拉詹的经历相似，同在IMF工作过，又接替他成为财政部首席经济顾问。他在作为财政部经济顾问时期，最大贡献是改革了印度几十年不变的《年度经济调查报告》，使之风格从统计年鉴变成专题论文集，该报告一度被学界追捧为研究印度经济的必读物。尽管为人低调，但他作为学者的严谨依然令他不得莫迪政府喜欢，最终任期未到不得不以个人理由辞职返美。离职后的阿文德发表的第一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题目是“印度GDP的错误估算：可能性、偏差度、机制和意义”，文章指出印度GDP增长数字至少被高估了两个百分点。近期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又有一篇文章“为什么印度不能取代中国：新德里崛起之路上的绊脚石”。阿文德认为，莫迪上台后对“自力更生”的执念和无法为私人投资提供一个友好的政策软环境，使得印度国内私人投资增长乏力，更遑论吸引大规模来自全球的产业链投资。因为阿文德曾是印度政府的“内部人”，掌握着获取数据的各种渠道，也因为他更多显出经济学家“用数字说话”的客观，他的每一次发言都引起学界关注。
关于印度经济的观点如此相悖，我们应该相信谁呢？首先应该是经济学常识。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增长是由它的要素条件决定的。有些条件是客观的，比如人口数量、劳动力供给，但对于有些条件的判断又很主观，比如文化和政治制度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这种时候，我们就该多听不同的意见，以开放的心态相信会有更多“黑天鹅”的存在。（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