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来：日本经济或将被迫再次转型

日本“贸易立国”的身影正在变得模糊。2022年日本国际收支经常账户为11.4万亿日元（约合880亿美元），虽然继续保持顺差，但比上年大降47%，为1986年以来最大降幅。最大原因是贸易赤字攀高，投资则取代贸易成为日本对外盈余的关键。但正当日本从贸易大国转向投资大国之际，突变的国际环境成为新的严峻考验，地缘政治风险、经济安保化倾向和全球价值链重塑等新形势或将迫使日本经济再度转型。

日本新自由主义转型及其特征

上世纪80年代，以英国“撒切尔主义”和美国“里根经济学”为代表，资本主义世界刮起一场新自由主义改革旋风，目标是排除经济中“凯恩斯主义”式的政府干预。日本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也发起声势浩大的民营化改革，到1996年桥本龙太郎时期改革变成“刀刃向内”，以“小政府”为目标，日本22个中央省厅被砍缩成13个，力度最大的还是小泉纯一郎时期推行的“无圣域结构改革”，国家公务员人数从80万下降至28.7万。

日本“小政府化”改革还不只是减少公职人员数量，斩断政府对市场干预的有形之手才是更重要目标。长期以来，日本形成所谓政、官、财之间的所谓“铁三角”关系，这种僵化体制被认为是导致效率大幅降低的原因。因此，放宽规制、自由化和结构改革成为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标志性口号。

日本将重视市场规律、维护企业利益作为改革口号。面对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企业普遍陷入雇用、设备和债务等“三大过剩”困境，日本政府一边大规模投入公共资金解决不良债权问题，一边不断降低法人税为企业减负，甚至不得不开征消费税来填补财政空缺。而且，为助力企业摆脱终身雇用制束缚、实施经营转型而改革劳动市场。

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同时也为突破少子老龄化造成供需双瓶颈，日本企业转向开拓海外市场。尽管担心“产业空洞化”问题，日本政府仍然支持企业转型，尤其在“安倍经济学”期间，除了金融、财政等方面支援之外，还积极推动日本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主导CPTPP协定并推进RCEP、日欧EPA以及日美、日英贸易协定。如今，日本贸易的FTA覆盖率已经达到79%。

诚然，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负面作用不容忽视，比如日本非正式就业人数占比已将近40%，相对贫困化问题也逐步凸显，上世纪70年代形成的“一亿总中流”社会趋于瓦解。但目前日本还没出现欧美那样的严重社会分裂。

比较优势与“唯一性”竞争力

日本媒体上最近流传着日本GDP今年可能被德国超越而跌至世界第四的担忧。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3年度日本实际增长为1.8%，德国则仅为0.1%，因此除非出现日元再度大幅贬值，否则其被德国赶超的可能性不大。

从国际竞争力排名来看，日本确实处于下降趋势。在瑞士国际经营开发研究所（IMD）排名中，日本已从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一滑落至2022年的第34位。不过，具体指数显示日本依然保持相关领域的竞争优势，比如科学基础、环境健康以及就业等指标均在世界前十。相关数字也能印证日本经济的比较优势。2021年日本对外净资产高达3.6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一。雄厚的资本成为日本新自由主义转型的坚强后盾。

日本对世界经济影响力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2016年日本经济产业省一项调查显示，全球市场销售额在1万亿日元以上的产品群，日本为26个、美国34个、欧洲24个、中国26个，美国保持领先而日、欧、中势均力敌；但从占全球市场份额超过60%的产品群来看，日本为270个（零部件和材料为212个）、美国124个（不及日本一半）、欧洲47个（约为日本的1/6）、中国73个（日本的1/4）。也就是说，相比规模，日本在全球价值链上更是确立了以“唯一性”为特征的竞争优势。

结构性困因及新考验

2022年日本出生人口首次跌破80万，这是1899年有该项统计以来的最低数字。而当前日本社会老龄化比率已高达29%。更加严峻的老龄化显然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困因。不仅如此，就在日本企业普遍寻求构建全球化经营模式之际，一系列新考验突如其来，地缘政治风险、经济安保化、美国主导的“脱钩断链”等，新问题还在接踵而至。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调查显示，2021年日本制造业海外生产比率和海外销售占比分别为33.8%和36.3%，其中，包括半导体在内的电子产业以及汽车产业对海外市场依赖更高，两组数字都接近或超过45%。

尤其是中国市场最令日企难以割舍。这里不仅聚集着3.1万家日企，占海外日企数量的4成；对华投资收益率也最高，2015年就超过12%，2017年以来更是突破15%，是对美投资的3倍水平；疫情前刚刚成长为日本经济新支柱的入境游，也形成对中国游客的显著依赖，这还与日本跨境电商市场需求密切相关。但当前岸田政府的言行却令包括日本经济界在内的不少人担忧，去年敲定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以及日本积极加入“芯片四方联盟”，都被认为有针对中国的意思，这很可能对在华经营以及对华联系紧密的日企形成严重冲击。

上述因素之外，已经实施长达10年的“金融双宽松”政策的负面作用以及气候环境等，也形成对转型期日本经济的新考验。面对“灰犀牛”以及可能随时而至的“黑天鹅”，不确定性已然成为日本经济最具确定性的特征。（作者是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日本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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