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春荣：德国新一代政治人物应多些历史感

日前，德国导演爱德华·贝尔格翻拍的2022年版《西线无战事》已上线播映，再次勾起人们对德国反战传统的思考，尤其是在俄乌冲突爆发近一年却仍未看到和平希望、德国还在不断加码援助乌克兰武器的当下。

让我们先回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初。当时，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仅3天，德国总理朔尔茨在联邦议院特别会议发表“时代转折”的演讲，宣告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时代转折”，突破了德国历史上的诸多禁忌，包括向冲突地区输送武器和大幅提高军备支出。然而，德国的“时代转折”究竟要转向何方，并没有明确的航向，对此德国各界也未展开深入讨论。可以说，德国的“时代转折”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应激反应。

尤为引人关注的是，德国的“时代转折”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历史上形成的“克制文化”。众所周知，德国在二战后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历史记忆，在经历战争创伤之后，德国人普遍对战争心存恐惧和厌恶，这推动了德国外交实践中“克制文化”的产生，也促使德国对于用武力解决危机和冲突慎之又慎。

在笔者看来，德国此次之所以启动外交战略转型，固然是俄乌冲突催化的结果，但也与历史记忆在德国社会、尤其是德国新一代政治人物身上的弱化有着紧密关联。外交部长贝尔伯克（1980年出生）、经济和气候部长哈贝克（1969年）、财政部长林德纳（1979年）、司法部长布施曼（1977年）和内政部长费泽（1970年）等都属于“X 世代”。“X世代”及之后世代的德国政治人物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也都成长于两德统一后德国稳定发展的时期。恰恰由于没有战争创伤的历史记忆，他们对战争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与老一代政治家有所不同，时常会基于眼前的政治需要和外交目标，得出与老一代政治家不同的行动指南。

如果说老一代政治家会基于德国历史记忆，仔细权衡“永不再战”和“永不单干”这两项原则的孰轻孰重，那么，新一代政治人物则是直接选择“永不单干”。殊不知，虽然这样做可以以盟友的联合行动为由，为自己的决定增添合法性，但是，这实际上也放弃了基于自身历史就独立外交决策进行反思的机会。

德国新一代政治人物的言辞风格也与老一代政治家迥异。新一代政治人物往往有意无意地对一些问题夸大其词，以此表明自己鲜明的政治立场，而老一代政治家具有更多历史感，会在审视历史记忆后再审慎表态。目前，德国政坛出现一种不好的舆论倾向，即谁的言辞更激烈、更锋芒毕露，甚至口无遮拦，更容易在民调中获得高的支持率，由此形成一种“激励”。

必须看到，虽然德国在俄乌冲突中不断升级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但是，无论是德国政界还是社会各界，都不乏对此表示反对的声音。他们担心德国的举动会导致冲突的升级，甚至将德国卷入其中。德国的决策层也有类似顾虑，只是他们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以及西方盟友的压力，才选择在对乌武器输出上不断加码。然而问题在于，这样一次次突破自己划定的红线，是否真的有助于冲突的早日结束。

要知道，德国的民意已然发生变化，不少民众的“战争疲倦感”已经加重。他们不仅担心会增加德国卷入冲突的风险，而且冲突的反噬效应也促使他们重拾历史记忆，思考支持冲突持续的意义。此刻，德国作家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在其1929年出版的小说《西线无战事》中的名句“毕竟，战争就是战争”再次在他们的脑海里回荡。

德国新一代政治人物可能认为自己是在重大事件关头作出了一个战略性决定。对此，笔者观察到的一个有趣现象是，德国历史上曾经出过诸如阿登纳、勃兰特、施密特、科尔等有战略思想的政治家，但当时的德国政府都慎用“战略”一词，现在的德国政坛则恰好相反，不断出台各种冠以“战略”名义的文件。只是这些文件里面究竟包含多少既有历史厚度、又有时代高度的内容，是值得打上问号的，更大可能是，它们更多是面对当前危机和问题的短期因应之举。

总有一天冲突会结束，德国政治人物也在思考战后欧洲的安全架构。他们中一些有历史感的人，提出世界不应再分裂，这无疑是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德国通过外交战略的转型，希望在多极化世界中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大责任，这是人们所乐见的，尤其也因为德国是一个具有深重历史责任感的国家。对于德国新一代政治人物而言，他们如何能基于自身的历史经验，审时度势，做出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是考验他们智慧和远见的一项挑战。（作者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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