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峥：美国“魔力”渐衰影响全球人才流向
今年以来的多份研究报告显示大量华人科学家离开美国，回到中国或前往其他地方。这些报告不仅在我国国内引起关注，亦在美国引发强烈反响。一些美国研究者认为，这不仅是对中国不断提升科研投入的直接反应，也映射出美国创新环境正在进一步受到政治化、安全化侵蚀，科研机构不再是“世外桃源”。其中一份由普斯林顿、麻省理工等多所美国名校进行的联合研究称，近3年来有3800多名华人科学家离开美国。该报告通过具体数据显示出美国政府2018年实施“中国行动计划”的实际影响。报告认为，虽然美国科研体系仍具有巨大吸引力，但外国科学家正在进一步感受到“差别化待遇”，日益受到更大的政治和心理压力。
这些研究证实了外界的诸多猜测，包括“美国优先”政策在科学界带来广泛影响；新冠肺炎疫情给科学家们带来额外的心理压力；美国政府新的“科研安全”要求正在改变外国科学家的研究预期等。从研究看，外国科学家对美国科研体系的离心倾向仍在上升，一些华人科学家仍寻求回到中国或在其他亚洲创新中心发展。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美国在全球人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亦得益于多个历史性因素的叠加。近100年以来，美国人才体系出现了三次飞跃，每次飞跃均显著拉开了与其他竞争者的差距。第一次飞跃是在二战前后，大量欧洲科学家由于战争流离失所来到美国，充实了美国顶尖科学家的队伍。美国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长期投入为吸纳顶尖科学家打下基础，让当时的美国成为这些科学家最佳的庇护所。第二次飞跃是在冷战时期。冷战带来的核大战恐惧显著改变了欧洲的创新环境，使其长期难以重获创新活力。欧洲科学家及青年人才持续向美流入，仅少数回流欧洲本土，初步形成了有利于美国的全球人才环流。
第三次飞跃是在冷战后的全球化时代。这一时期，欧洲、日本等发达地区和国家的创新环境出现显著改善，对美国的竞争力显著增强。但同时，全球化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才资源得到持续释放。相比欧洲和日本，美国的文化和创新环境更加开放，基础科研投入更多，让美国再次吸纳了大量全球最顶尖的人才。
然而，如今美国海外人才的“第三波红利”已接近尾声，一些既有优势正在被削弱。一方面，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本土保护主义已经成为新的“政治正确”，开始在人才引进领域发挥影响。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虽然部分废除了针对特定国家和高科技人才移民的限制性措施，但是拜登政府推出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中仍然具有重点加强美本土人才培养的政策导向。由此可见，提倡人才和教育领域的本土优先将成为美国未来的长期政策，这将影响海外人才的预期和选择。
另一方面，所谓“科研安全”日益成为美国科研体系的压倒性因素。2018年起，美国一些政客甚至政府层面不断强调所谓“科研安全”议题，不断强化联邦政府和科研机构对科研人员的管理与干涉。这种所谓的“科研安全”事实上是把学术研究政治化、安全化，对源自海外的科研人员采取不信任态度。这一转变成为众多华人科学家“逃离美国”的主要原因，由此产生的寒蝉效应也将对未来美国吸引顶尖人才的能力带来制约。
两者共同改变了美国创新体系的政治文化和内部环境，使其不再具有“特殊性”的开放和包容度。对于科研人才而言，相比物质条件的优越，他们往往更关心自身开展科研工作的自由度、环境的开放度和生活的舒适度。自由选择能让科研人才更有机会探索上升空间，实现更广阔的科研愿景；环境开放使其能够更便利地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完成单独无法完成的成果；科研人才多属于社会精英层，已不仅满足于基础生活需求，而希望生活环境能够减轻其科研压力。在这些关键领域，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顶级机构的差距近年来正在显著缩小。
美国创新环境的“魔力”不再将对全球人才流向带来深远影响。与美科研条件类似、环境更为宽松的国家和地区将显著受益。例如，加拿大、瑞士、新加坡对全球人才的虹吸能力正在显著增强，成为美国本土人才外流和发展中国家人才“自我提升”的优先选项。欧盟、日本等亦意识到这一机遇，纷纷加大在基础科研领域的投入，放宽相关移民和工作限制。
对于中国而言，美国对全球人才“魔力”的丧失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方面，中国不仅是在美华人科学家的最佳目的地，同时也将有机会吸引更多被美国科研规则收紧“挤出”的人才。挑战方面，中国也将面临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人才竞争，这些国家当前的科研基础和生活条件仍有一定优势，相比美国将提供更多元化的机会。美国一超地位的下降强化了全球在该领域的竞争态势，也加大了落后国家被拉大差距及一些国家的人才外流压力，让中国提升本国科研环境有更强烈的紧迫感。（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