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秋萍：澳政治精英的“恐华”是心病
澳大利亚政界和舆论的“恐华症”日渐严重。一个体现是澳防御态势的转变，将中国假想为“明确而现实的危险”。一份最新民调显示，近10%的澳民众认为中国将在近期“发动对澳的武力进攻”。另一个则体现在澳国内舆论中。澳媒常将当地的华人华侨与“中国威胁论”相联系。
荒谬的“恐华症”背后，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根源值得深思。追根溯源，澳大利亚政治精英的“恐华症”是心病。以西方国家自居的澳大利亚正在经历不断深化且无法逆转的“亚洲化”转型。然而，澳大利亚虽然在地理上邻近亚洲，且与亚洲发展联系紧密，但其政治、文化以及身份认同的根基却是西方的，其“亚洲化”转型过程带来强烈的认知冲击和心理矛盾，成为“恐华”的一大诱因。
西方种族主义思想和“白澳意识”根植于澳大利亚历史中，亚洲长期被视为落后的“他者”。早在19世纪中期的淘金热时期，尚为英国殖民地的澳大利亚就曾抵制过亚洲淘金者，掀起过“反华”种族主义浪潮。20世纪初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首批立法就包括《移民限制法令》，限制非欧洲移民入境，将以华人为主的亚洲移民视作“黄祸”。这一后来广为人知的“白澳政策”，直至上世纪70年代才被正式废除。
二战后，澳大利亚才逐渐正视身处亚太的现实，认识到与亚洲邻国共生的重要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更好发展，澳大利亚曾热情倡议“融入亚洲”。1993年，时任总理保罗·基廷宣布：澳大利亚将不再作为“（大英）帝国的一个分部”，需要“全面融入亚洲”。
然而澳大利亚的“亚洲化”是选择性的：对亚洲市场和高净值、高技术移民最感兴趣，而对政治、外交方面的交往兴趣寥寥。经过数十年的“亚洲化”进程，澳大利亚在经贸往来和人口构成方面，已经前所未有地融入了亚洲。经贸方面，2021年，澳大利亚最大的15个贸易伙伴中，12个是亚洲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大陆占比近30%；这个份额远超第二位的美国（9.3%）和第三位的韩国（9.1%）。人口构成方面，根据2021年的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外来移民占澳总人口的27.6%，其中亚洲移民的比例不断攀升，华裔已经成为第五大群体，占澳总人口的5.5%。
对于澳大利亚而言，“亚洲化”是既定的事实，也是未来发展的方向。然而，由于其政治精英的身份认同、民族意识和思维方式没有随着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调整，“亚洲化”进程给保留着殖民主义文化和制度优越感的澳大利亚政治精英带来强烈心理和情感冲击，这是其“恐华症”的另一大诱因。
澳著名历史学家大卫·沃克曾指出，澳大利亚自我认知的核心是一个被“亚洲人”包围的“白人国家”。澳大利亚的“西方”自我认知与民族意识同其“亚洲化”的地缘现实和战略脱节，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显著的文化差异导致澳政治精英至今难以真正理解和接受正在崛起的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
一方面，澳政治精英沿用西方逻辑曲解中国的发展，害怕被中国“渗透”，甚至“入侵”，认为只有得到“白人国家”的支持，才能保证自身安全。即使澳学者马克林已经指出，“中国从未与美国一样，通过不断派兵控制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及治理体系”。另一方面，过去几十年，澳大利亚眼中原本落后的亚洲邻国，尤其是中国，取得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自己反而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正在崛起的亚洲市场，这种落差加剧了澳大利亚的焦虑和不安。
总而言之，澳大利亚社会当前存在的“恐华症”主要源于面对自身不断深化且无法逆转的“亚洲化”进程时产生的深层焦虑和不安。在这个意义上，“恐华症”是澳大利亚“恐亚症”的体现。解铃终须澳大利亚政治精英的自我调整，正视和接受自身的去殖民化和“亚洲化”进程。（作者是深圳技术大学跨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