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峥嵘：国际经济秩序面临加速调整
俄乌冲突自爆发以来已经8个月时间。与科索沃战争、俄格冲突以及纳卡冲突不同，这场发生在欧洲心脏部位的持续局部冲突正在改变全球格局和国际经济秩序。
从美欧角度看，从以“混合战”全方位制裁、遏制俄罗斯，削弱俄罗斯，发展到推动北约进一步扩张，并向亚洲拓展。借“西方反俄大联合”推动欧亚一体，甚至构筑遏华国际联合阵线，形成美西方主导的新全球化和新秩序。随着俄乌冲突正在发酵重大深远的全球性影响，受其冲击，国际经济秩序面临加速调整。
俄乌冲突爆发前，国际经济秩序正在经历理念、制度、战略和政策等多层面的转变。
在理念层面，西方对经济全球化促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世界快速成长，进而带来世界力量格局变化的进程深感挫败。美政府报告甚至宣称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个历史性错误。不仅从支持自由贸易立场上倒退，美国舆论还将本国就业岗位流失归罪于全球化，民间反全球化思潮盛行。拜登政府强调价值观贸易，企图构建以意识形态为标准、以维护霸权为目标的政治化贸易集团，从理念上抛弃多边主义，背离自由贸易原则。
在规则及制度层面，WTO体系下的多边自由贸易谈判遇阻，区域、小多边、双边贸易谈判和安排起而代之。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产生的一系列新规则，比WTO规则的标准更高，覆盖的范围更广。这些进展可作为多边体系的有益补充，但是，在自由贸易体制从全球化转向区域化进程中，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绕开WTO等多边机制和相互协商，单方面推出所谓“高标准、新规则”，企图继续主导国际经济秩序。特朗普政府以“美墨加协定”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华盛顿视“美墨加协定”为未来贸易协定的样板，协定中的排他性、歧视性条款违背了多边自由贸易基本原则，主要针对中国，为美国与其他方的后续谈判开了恶劣先例。美国等西方国家继续以《瓦森纳协定》限制中国敏感技术产品出口，并针对华为等高技术企业实施“芯片新规则”，企图封锁中国通过国际经济合作实现技术进步的通道。
在战略及政策层面，美西方推动国际经济合作政治化、经贸联系武器化，运用其在国际经贸体系中的传统优势地位，动辄单边制裁或者以制裁相威胁，迫使他国接受其主张。拜登上台后，不但继承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而且全力拉拢传统盟友，联手针对中国。拜登政府积极推进供应链“从回流本土、近岸制造到友岸制造”的关键制造业对华脱钩方案。成立美欧技术与贸易委员会，构建技术与数字贸易新标准，压制中国在5G标准领域的领先优势，遏制中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俄乌冲突的持续不仅深化上述态势，且带来新变化：
首先，国际能源格局和货币格局加速演进。能源供应方与消费方矛盾激化，欧洲谋求彻底摆脱对俄能源依赖，并加快向清洁能源转型。俄能源经济将转向亚洲以及非西方世界。美欧切断俄主要金融机构与SWIFT联系，冻结甚至谋划没收俄外汇储备，破坏了美元和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信用。各国寻找替代方案步伐加快，这将对美元霸权带来深远影响。近期，沙特石油出口货币多元化步伐加快，美元与石油的联系被削弱。长期看，美元霸权地位或被逐步侵蚀，国际货币体系可能发生结构性变化。
其次，美加速推动全球供应链调整。俄乌冲突爆发后，粮食和关键物资价格上涨，一些出口国视情收紧出口，更是加剧多国通胀压力，造成国际金融体系动荡。美国借冲突之机，图谋将俄中归并到一起，推动全球供应链加快与俄中“脱钩”。今年5月，美国联手亚太区域12国推出“印太经济框架”，将“增强供应链韧性”置于核心地位。
再次，国际经济秩序进入重构期。现有国际经济秩序大体上是多边主义占主导的体系，现有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几大治理机构。俄乌冲突爆发后，美欧取消俄罗斯在WTO体系下享受的最惠国待遇，甚至酝酿取消俄WTO成员资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止了同俄罗斯的项目合作。俄罗斯是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员，制裁与反制裁、俄与美西方的战略博弈严重冲击多边主义的国际经济体系。此外，拜登政府推出“印太经济框架”，不仅意图补足其“印太战略”短板，而且企图在供应链上再垒新灶，最终构建经贸新秩序。美式新秩序的突出特点是“以我为尊，排斥异己”，以西方价值观为建群纽带，目的是维持西方领导地位，维护美式霸权。
面对复杂严峻形势，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更显重要。从发展趋势看，非西方世界的经济规模和影响力均在上升，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占比在下降。美国仍是超级大国，但无法以一己之力维持霸权，需要盟友及其他大国配合。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减少国际冲突，增进国际合作，坚守多边主义，坚持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阻止世界经济政治化、阵营化、集团化，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演进等方面，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