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彬：日本能打破情绪政治的怪圈吗
日本自民党和公明党19日召开执政联盟工作组第一次会议，讨论年底要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大战略性文件。两党在对华态度上未取得一致：自民党认为，中国应被视为“重大威胁”，公明党则强调需要对话。可见，“情绪政治”依然主导着日本政坛。
岸田文雄执政已经一年，日本媒体和学界对他这一年的总结是“ 凡事检讨（研究）而不作为”，因此给了他一个“检讨使”的绰号。内政的不作为，叠加国民对自民党尤其是安倍派和“统一教”关系的反感，几乎所有日本近期的民调都显示不支持岸田内阁的国民占据多数。个别日媒甚至猜测岸田内阁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他任命长子为首相秘书官一事，也被解读为“政权临终症候群”。笔者无意分析岸田内阁是否进入倒计时，而是想基于对本世纪以来日本政治经济的观察，试着寻找日本政治和政坛的“诅咒”。
21世纪一开始，日本政坛刮起“小泉旋风”，也被称作“小泉剧场”，小泉纯一郎宣称要“摧毁旧的自民党”来进行“构造改革”。小泉践行新自由主义，对美国小布什政权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近乎无条件支持，不惜打破日本政治禁忌和政坛传统，派遣自卫队到伊拉克，留下“自卫队去的地区就是非战斗区域”的笑柄。对伊拉克战争，如今差不多有了定论，而对小泉新自由主义政治的清算在日本却近乎半途而废。岸田上任伊始，就宣布和新自由主义的切割、提出“新资本主义”，却没有太多具体作为；安倍遇刺，则揭示了“小泉剧场”的后续：以情绪的增长代替经济的增长。
本世纪初，随着日本人口拐点的逼近和金融危机及坏账的影响，日本学界和政界的保守派提出“像曾经的英国一样光荣地衰落”以及“不再谋求经济增长而是提高幸福指数”等观点。小泉纯一郎的“靖国神社参拜政治”可以算是日本新世纪情绪政治的始作俑者，也为安倍的历史修正主义政治打了前站。所谓情绪政治，就是唯心论下的选举政治，是背离价值的“价值观政治”，它很容易被邪教与极端价值观及情绪所绑架和趁隙而入。参考“统一教”的“灵感商法”，笔者将本世纪以来自民党的情绪政治称为“靖国商法”：把靖国神社里供奉的甲级战犯“神格化”，混淆战前战后的区别，将国民悼念情绪放大化转而操纵选举议题以谋求选票。
同样是本世纪初，丹泽尔·华盛顿主演的《训练日》获得奥斯卡大奖。里面有一段台词很具启发性：哭和笑都是你自己的尊严也是你的财富，不要被别人所操纵。日本的情况恰恰相反，自民党保守派和保守媒体一起操纵国民情绪，试图用情绪的增长代替经济的增长，日本政界人士的命运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操纵民众情绪的技巧和媒体合作与否。
不少日本媒体就像跟魔鬼签约的浮士德一般，不再为国民福祉发声呐喊，而是在最近几届内阁的浮沉中享受权力的快感。
一个为了选票，一个为了广告，政界和媒体的勾结使得日本情绪政治愈演愈烈，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酿成安倍遇刺悲剧的一个主要原因。从“国葬”引起的风波可以看出，日本国民对这种情绪政治的厌恶，而岸田内阁能够在宣示告别新自由主义后告别情绪政治吗？估计很难。开口闭口价值观的岸田内阁和自民党割裂了价值观与价值的联系。脱离价值基础的价值观很可能将情绪政治转化为“仇恨政治”，山上彻也出于对“统一教”的仇恨最终举枪射向安倍晋三。对外，开口闭口价值观的岸田内阁在为自己四面树敌：不仅视俄罗斯和朝鲜为威胁，也把中国作为潜在对手，和韩国也因在“慰安妇”和劳工等问题上的相左而龃龉不断。
安倍遇刺后，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成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论调的代表。有日本媒体形容，对岸田内阁来说，很可能将是“成也麻生败也麻生”。与这样的麻生做切割，对岸田来说是提高支持率、回归自己鸽派本色，并挽救日本独立性的一条捷径。
在台湾问题上，岸田文雄本人和保守派政治人士并不一样，他的用词一直是“两岸问题”而非保守派的标配“台湾有事”。希望岸田内阁能够打破日本情绪政治的怪圈，更不要掉入“仇恨政治”的深渊。因为情绪的增长不能代替经济的增长，而经济的增长不仅对日本至关重要，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也同样至关重要。（作者是华侨大学客座教授、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前特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