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段悯农:意大利大选折射欧洲“政治彷徨”
意大利议会选举当地时间9月25日正式举行。因为选举混合了比例制和简单多数制,议席计算相对复杂,确切结果可能要在投票结束多个小时后才能公布。但据选举期间民调,由意大利兄弟党、联盟党和力量党组成的中右翼联盟支持率明显占优。其中,极右翼意大利兄弟党在联盟中获得压倒性优势,该党领导人梅洛尼可能成为意大利首位女总理。与此同时,整个欧洲也在密切关注这场选举,因为那将意味着意大利迎来二战结束以来最倾向右翼的政府。意大利并非个案:在瑞典,极右翼力量同样在大选中获得多数票。
极右翼势力在欧洲多国都有上升趋势,这为欧洲政坛敲响“警钟”。欧洲极右翼政党大多强调传统、保守、秩序与国家利益,提出民族主义、本土主义与反移民主张。这在多国政党的口号中也有体现:意大利兄弟党的梅洛尼声称要保护“上帝、家园和家庭”;瑞典民主党也呼吁“回到红色小屋和苹果树,回到法律和秩序”。着眼欧洲层面,这些主张往往和疑欧主义结合,表现为对欧盟持质疑乃至反对立场。类似主张在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国也不罕见:德国选择党提出“回归德国马克,反对欧元”口号得到不少中产阶层选民支持。
需要看到,意大利选举只是欧盟政治彷徨的一个缩影,右翼乃至极右翼思潮在欧洲多国得势有其深层原因。过去十几年来,欧洲多次危机为一些国家极右翼政党崛起和发展提供了动力:欧债危机严重影响经济发展,欧盟成员国围绕解决问题的方案矛盾彰显;难民危机挑战社会秩序和传统价值观,欧盟面临道义和现实上的两难;新冠肺炎疫情再使欧洲经济遭受重创,多国GDP增长率为负数,尚未恢复时又逢俄乌冲突爆发。总体而言,极右翼力量当道是“欧洲彷徨”的体现,或可从俄乌冲突的副作用、欧盟自身困境以及欧洲整体实力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首先,俄乌冲突导致能源价格飙升和欧洲能源危机,是极右翼势力抬头的直接原因。俄乌冲突在安全方面影响欧洲之余,也使欧洲国家经济遭受重创。欧盟正被迫重新思考经济模式,并可能很快陷入衰退。随之而来的是民众生活成本飙升,这些也都成为欧洲国家内部极右翼政党竞选宣传的抓手。
其次,欧洲极右翼势力当道也是欧盟自身困境的体现。一是欧盟自建立以来就存在国家主权和主权让渡之间的张力。每逢危机,这对矛盾都会通过各种各样形式显现出来,尤其是当欧盟决策和成员国利益相冲突时。这种矛盾无疑会削弱欧盟决策的力度。二是随着欧盟扩大,新入盟的东欧国家在价值观及实际利益层面与欧盟存在分歧。虽然欧盟声称成员国具有“共同价值观”,但在实践中,东欧国家有其各自特殊的历史背景,经常出于自身利益与考量“减量执行”欧盟议程。对此,欧盟往往进行谴责和反制,比如之前限制对波兰和匈牙利的相应拨款。但这些措施的力度很难掌握,容易激起成员国反感,进而造成欧盟内部信任危机。
最后,欧洲整体实力衰退是极右翼势力在欧洲多国崛起的深层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长期因素。历经数次危机,欧洲各国经济疲软,而欧盟层面在处理一些问题时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重理念而轻实干。冯德莱恩9月14日发表年度盟情咨文,表示欧盟应以价值观为轴发展对外关系,推进内部改革。但该盟情咨文缺乏对防务、粮食安全等问题的关切,而俄乌冲突下的欧洲已遭受历史罕见的严重干旱,并对粮食安全造成直接影响。欧盟能力的缺乏导致各国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这就为极右翼政党作为反对党争取选民支持提供了空间。另外,欧洲周边地区战乱引发的难民潮冲击,也为一些国家内部极右翼势力崛起提供了动力和抓手。
综上所述,欧洲多国极右翼政治力量得势并不只是一朝一夕之事,背后是欧洲作为一个整体长期以来的彷徨无措。欧盟主张在中美之间走“第三条道路”,然而实力相对欠缺,也面临各种掣肘因素;欧盟注重理念,声称成员国入盟是“基于共同价值观”,但又时常陷入国家利益与主权让渡之间冲突的困境,这一矛盾进一步深化,加剧了欧盟一体化乏力的困境。右翼乃至极右翼上台必然伴随左翼失势,在选举政治背景下甚至将左翼推向极端,加剧欧洲政治极化。从表面看,欧洲面临的问题涵盖多个领域;但应看到,经济乏力与欧盟能力的欠缺是欧洲多国极右翼势力上台的深层原因。(作者分别是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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