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德国“强军号角”吹给谁听？
乌克兰危机势将终结一些旧事物并开启一些新篇章，前者比如德国外交放弃了长期以来奉行的“新东方政策”，后者则包括以再军事化为标志的德国安全政策转向。近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就被认为吹响 “强军号角”——他在一场演讲中公开表示，德国必须拥有 “欧洲装备最好的武装力量”。
从表面上看，朔尔茨在年初俄乌冲突刚爆发之际就提出增加军费、提升军备的政策转向，更像是德国政府在内外压力下的应激反应。而且从德国当前的政治经济架构、国防军建设水平以及外交政策惯性来看，在时隔半年多后德国内外舆论对于朔尔茨政府高调的“政策转折”能否落地仍有诸多疑虑。但在军事安全领域韬晦多年如今却异军突起之后，德国需要为这种变化提供一个令外界尤其是欧洲和西方放心的解释：安全政策转向并非心血来潮的虎头蛇尾，德国会拿出像模像样的战略规划和落地框架来；再军事化也不是拆房破屋的另起炉灶，德国的军事崛起不会破坏、只会强化现有的欧美军事体系。这是朔尔茨在对德国军队高层演讲时想要达到的主要目的。
作为可能引发地区安全格局重大变化的因素，德国政府需要就安全政策转向和再军事化的“合理性”不厌其烦地广而告之。在乌克兰危机的刺激性因素之外，朔尔茨这次还找到了“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欧洲地理中心”等更多理由，来论证德国安全转向的必要性和长期性。
德国将以何种方式实现军事崛起，并对欧洲一体化及安全格局承担何种责任，也是德国需要向它的欧洲伙伴说清楚的重点。朔尔茨给出的答案是意愿+能力的“坚定者联盟”和德国当仁不让的“领导责任”。尽管德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潜力在欧洲足以自傲，其政策转向也已经在欧盟内部带起了一波增加军费、提升军备的小高潮，但潜力不等于实力。德国目前在军事实力上有不少短板，何况国力参差不齐、安全诉求各异仍是欧盟的基本盟情，德国的示范作用从长期来看极其有限，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扭转乾坤。因此，朔尔茨既强调德国政策转向要立足于“欧盟框架”，又要在欧洲范围内寻找志同道合者去构建“小集团”，并将其能力、潜力和需求转化为对小集团的领导力，进而将它对欧盟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扩散到安全领域。
在对欧盟有所交待并安抚了欧洲伙伴后，德国还需要回应来自华盛顿和巴黎的更为棘手的关切：在欧洲“战略自主”和北约扩张的夹缝之间，德国政策转向和再军事化又意味着什么？
除了能源领域，乌克兰危机给欧洲造成伤害最大的恐怕是涉及防务安全的“战略自主”。欧盟有巨大意愿，但能力短板在军事冲突面前暴露无遗。在立志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同时，欧盟却陷入了对美国更加深重的安全和能源的双重依赖，让“战略自主”的美好蓝图无处着墨。与此同时，北约却借危机东进北扩，确立起在欧洲安全中的主导地位。从政治正确和当前形势出发，朔尔茨自然要给德国的政策转向戴上北约的“笼头”，但在法国的注视之下又不甘心于此，因此他的讲话重点是要加强北约的“欧洲支柱”，不仅要在北约内部增加欧洲的军事存在，还要以“承担更多责任”的名义来建立一个能确保自身安全利益、不被美国和北约所支配的“欧洲司令部”。这是德国政府试图平衡欧盟与北约安全利益的尝试，也是对欧洲“战略自主”一种无奈而曲折的坚持。
从被动反应到主动作为，从欧洲安全到“世界和平”，德国政府正在为其安全政策转向和再军事化搭建叙事结构并夯实民意基础，也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束缚下开始探求行动空间和实施路径，这将给欧洲乃至世界安全格局带来复杂的影响。在逐渐明确欧洲安全将出现长期对抗局面、德国要在经济、外交和军事手段之间实现再平衡之际，德国首先需要想清楚的是在与俄罗斯政治互信荡然无存、能源合作一刀两断的情况下，即便是“欧洲最强的经济实力”能否支撑起与一个体积庞大国家的长期对抗。何况历史恩怨纠葛极深的“欧洲中心地带”也是易攻难守的多战之地，眼前波兰的二战索赔诉求无疑就是在用唤起历史记忆的方式敲打德国的安全雄心。同时，对核军备仍讳莫如深只讨论“常规防御”的德国，要想在欧洲安全中扮演领导角色，如果没有法国的认可和加持，终究难以树立起“安全提供者”的可信形象。但要解决这些问题，德国又需要付出成倍的经济代价和外交损耗，这笔账需要算清楚。
由于德国已经以贸易、投资和传播软实力的方式深深地嵌入到当前的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它出现的重大政策转向以及可能对欧洲安全产生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世界其他地区和主要行为体的关注。在提出政策转向后的第一时间，德国就开始将欧亚安全做出既不谙历史又不切实际的联系，还与受到某种鼓舞也跃跃欲试的日本相互唱和，这就更让人替它捏把汗了。亚太地区可以为德国和欧洲的持续繁荣提供机遇，但绝不是它们推销集团对抗的试验场和实现“安全雄心”的远方。（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