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慧萍：德国外交正加速转型，动向值得关注

德国外交政策历来保持较强的路径依赖，始终将支持欧洲一体化、发展对美同盟关系以及多边主义、价值观导向等理念作为基本支柱。面对大国博弈和制度竞争加剧上升的时代变局，德国外交在默克尔执政后期已经开启调整进程，俄乌冲突的升级更是给德国外交带来极大冲击，推动并加速其深度调整和转型过程。西方正在欧洲进行密集的政策协调，欧盟峰会、七国集团峰会和北约峰会接踵而来。德国能否通过外交转型提升其欧洲和全球角色，是值得关注的重要动向。

回顾德国在此轮俄乌冲突中的种种应对措施，可以观察到的一个明显现象是，德国的外交应对相对迟缓。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德国对俄罗斯的传统认知。从联邦政府、各州政府、各政党到经济界，对于德俄关系长期的主导认知是欧洲安全离不开俄罗斯，德俄经贸纽带受政治大环境的影响有限。

然而，俄乌冲突的持续，改变了欧洲人对于战后安全格局和俄罗斯的认知，也给德国外交带来极大冲击。2月27日，朔尔茨总理在联邦议院俄乌危机特别会议的政府声明中指出，俄乌战争是“历史转折点”。这一表述显然不仅是指在安全防务和能源政策领域，德国外交也已经发生相应重大转向，地缘政治因素进一步增强，就连社民党、绿党等左翼政党也纷纷打破长期奉行的和平主义传统，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的立场逐渐从温和趋向强硬。

自俄乌冲突以来，德国外交在两个维度上出现重大转向，一是指导原则的变化，二是外交布局的调整。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新东方政策”成为德国对外关系重要指导原则，尤其对缓和同中苏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起到重要作用。在俄乌冲突背景下，这一原则摇摇欲坠，德国国内展开对亲俄派的“清算”，首当其冲的是在俄罗斯石油公司担任高层职务的前总理施罗德，他被取消作为前总理的部分特权，并迫于压力放弃在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职务。之前力挺“北溪-2”项目的梅前州州长施魏西格也正在接受相关调查，并被反对党要求下台。在这一轮整体舆论影响下，基民盟、社民党等主要大党不少政要均宣告“新东方政策”中“以经贸促转变”的指导路线失败，社民党新任党主席克林贝尔提出将尽快调整外交与安全政策，尤其是反思并批判由本党首倡并长期奉行的“新东方政策”。

俄乌冲突还进一步强化了德国外交近年一个新的调整方向，即发展多元伙伴关系，减少单方面的对外依赖性，包括对俄、对华和对美的单向依赖性。德国外交政策在经济外交、发展援助等传统领域之外，日益拓展和加强气候外交、能源外交等其他领域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一方面为气候、环境和能源转型以及供应链重塑铺路，另一方面致力于构建多元立体的外交格局。

近年来，“印太”日益成为德国外交政策的新重点，德国准备更深度参与“印太”地区事务，并打破亚洲政策方面首选与中国对话的传统，与其他地区国家加强政治和经贸往来，建立起各种双边战略对话机制。德国将印度定位为自身在亚洲的支点国家，通过政府磋商机制加强与印度的政治对话。6月以来，包括总统在内的德国政要频频访问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凸显对“印太”地区的重视。

6月底，西方陆续召开欧盟峰会、七国集团峰会和北约峰会。德国是欧盟核心国家，今年担任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7月1日起还将接任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主席国，而在大幅调整防务政策后，德国有望在北约集团中提升话语权。德国能否通过外交政策的转型提升其在欧洲乃至全球的角色与地位，需要进一步关注欧洲独立防务建设、德法协调以及欧美政策协调的实际效果。德国能否提升作用并发展成为地缘政治大国，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军事硬实力建设的进展，即德国能否将新设的1000亿欧元特别基金和2%的国防支出转化为军事硬实力和在欧洲与北约防务中的领导作用。目前来看，要达到这一目标仍任重道远。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国内舆论在俄乌冲突应对、包括摆脱对俄能源依赖的讨论中不断牵扯中国，甚至出现对中德关系“彻底进行重新评估”的声音。可以预见，未来中德关系的走向将日渐复杂，德国将进一步强化在价值观和地缘政治上的选边站队，并部分减少对华依赖，但与此同时，它仍将继续强调中德在经贸、气候、全球治理等领域紧密合作的必要性。（作者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