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合平：假的“债务陷阱”，真的“四大陷阱”
近期，斯里兰卡、赞比亚、老挝等发展中国家遭受债务危机。一些国家似乎又抓到了诋毁“一带一路”和全球发展倡议、抹黑中国援助的把柄，再次企图把“债务陷阱”的黑锅扣到中国头上。
中国没有制造“债务陷阱”。权威研究机构的实证分析显示，随着“一带一路”走深走实，相关国家对中国债务占其GDP 的平均值仅为 1.8%，远低于60%的国际警戒水平。“一带一路”合作实施前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中国的债务负担率超过 25%。多个国家在大多数年份对中国的债务负担率都不足1%。
以斯里兰卡为例，该国对华债务只占其国家外债的12%，且近2/3都是优惠贷款。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指出，斯里兰卡外债存量中大部分来自国际资本市场（47%），其次是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2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指出，在面临债务风险的17个最不发达国家中，一些国家的多数债务持有人是非中国借贷方。
有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逻辑是在发展过程中消化债务，从而实现螺旋式可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普遍发展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经济，这同中国启动改革开放时的情况类似，当时中国发展的最大瓶颈就是基础设施落后，好比“守着聚宝盆要饭”。而基础设施建设往往需要大量投资，短期效益不明显，且债务增长快，但如果长期经济、民生效益稳定，不仅能还债，还可以创造更多资源来进行下一轮发展，从而实现内生增长的良性循环。有研究机构指出，中方建设的科伦坡港国际集装箱码头仅使用该港17%的劳动力，就承担了其38%的集装箱流量，在开港首年就实现盈利，平均每年为本地财政贡献4亿美元。世界银行指出，“一带一路”合作从长远来看会使大多数国家负债率降低，将使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这就是中国发展的逻辑，也是中国援助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逻辑。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帮扶，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正确义利观，追求以义为先、义利兼顾、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价值理念，尊重发展中国家自身意愿和发展模式，培育契合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和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内生增长动力。通过“一带一路”合作，东部非洲有了第一条高速公路，马尔代夫有了第一座跨海大桥，白俄罗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轿车制造业，哈萨克斯坦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出海通道。在肯尼亚被称为“世纪工程”的蒙内铁路，累计为当地创造将近7万个工作岗位，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在乌兹别克斯坦，中国工人和当地人民一道，用900天时间建成19公里长的隧道，使偏远地区居民仅用900秒就可以坐火车穿越崇山峻岭。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在受援国坚守岗位，保障项目安全运行，为各国复工复产提供有力支持。
中方特别重视项目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早在2017年就与26个“一带一路”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2019年，中国发布《“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立足债务国的负债情况和偿还能力，坚持平等协商、依法依规、公开透明，加大对项目经济、社会、民生效益的监督评估，引导主权债流向高效领域，确保项目的长远收益。同时，中国还积极主动为债务国“减负”。世界银行研究指出，2008-2021年中国对低收入国家债务进行了71次重组。2020年，中国积极响应G20缓债倡议，缓债额超过13亿美元，占G20缓债总额近30%，是G20中贡献最大的国家。
既然所谓中国“债务陷阱”是假陷阱，那么它背后又有哪些真陷阱呢？
一是“发展陷阱”。债务问题的根源是发展问题，发展问题成因复杂，既有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因素，也有部分国家保护主义抬头、地缘博弈等外部原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高主权信用风险国家经济结构不合理，抗外部冲击能力弱，大部分债务未转化为发展动力，甚至寅吃卯粮，借新还旧，恶性循环，进一步反噬经济基础和政治社会稳定。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两年多，更使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雪上加霜。而西方发达国家罔顾发展阶段、社会历史等差异，把“华盛顿共识”生搬硬套在发展中国家身上，造成“淮南为橘，淮北为枳”问题，制造了更多难偿债。发达国家援助的人工、“民主”评估等成本巨大，最终造福受援国民众的真金白银平均不到总援助额的45%，是名副其实的“口惠而实不至”。
二是“霸权陷阱”。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始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每次危机背后都有美西方扩张性货币政策、缺乏监管的借贷金融创新、金融巨鳄恶意做空的推手。目前“一带一路”国家85%的外债来自发达国家和多边金融机构，这些国家正用“一带一路”合作带来的收益偿还发达国家的“原罪”。拥有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美元及其利率变化是全球债务的重要影响因素。当前，俄乌冲突、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加剧美欧通胀，美持续推升加息预期和美元升值，加速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和资金外逃，加重其融资成本和偿债负担。美为实现霸权目的，滥用单边制裁、“长臂管辖”，殃及发展中国家主权资产安全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进一步恶化其偿债能力。美西方跨国资本则借此抄底“割韭菜”，攫取债务国家战略资产，掌控命脉企业，甚至干涉内政、颠覆政权。美西方不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损人利己的债务政策和将经济金融“武器化”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债务困境的主要原因。
三是“体系陷阱”。“一带一路”合作之前，发展中国家基本只能从发达国家控制的世行、亚行等金融机构获取发展融资，债务由巴黎俱乐部、IMF处理。而亚行行长是日本人，世行行长是美国人，美国拥有IMF否决权，巴黎俱乐部由全球最富裕的国家组成，专门为负债国和债权国提供债务安排。美国荣鼎咨询、牛津中非咨询、德国基尔大学等机构的研究表明，与中国相反，巴黎俱乐部成员国几乎从不进行债务重组。同时，上述多边融资机构的贷款条件存在漏洞。世行设置债务可持续框架，如发展中国家债务与GDP的比例超过警戒线，即停止借贷。但这个框架将用于消除增长瓶颈、培育内生动力的债务同单纯用于消费、维持政府运转的债务混为一谈，不考虑良性债务转化资产的可能性，挤压了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空间。布基纳法索财政部长抱怨说，IMF提出一年内完成的各项制度改革近500项，平均每天要完成1.5项。在这样的国际经济体系下，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完全受制于发达国家。
四是“话语陷阱”。“债务陷阱”几乎与“一带一路”同步出现，是美西方以所谓经济“理论”为伪装，以破坏“一带一路”合作、分化阻滞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巩固霸权主导地位为目的的舆论工具。美欧近来接连推出“重建更美好世界”“全球门户”“印太经济框架”等倡议，无一不把“一带一路”的所谓“债务问题”当“靶子”，诬称“一带一路”为中国推行“新殖民主义”、构筑地缘政治阵营的工具，拉拢、胁迫发展中国家选边站队。但美西方始终难以解释的是“债务陷阱论”骨子里的“双标”：为什么西方的资金就是“馅饼”，而中国的援助支持就是“陷阱”？为什么向澳大利亚、加拿大出租港口99年是正常的商业行为，汉班托塔港向中国出租99年就是军事设施前置？
事实胜于雄辩，烈火难销真金。历经近十年，“一带一路”合作从独辟蹊径到越走越宽，“债务陷阱论”从甚嚣尘上到泥足深陷。哪个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朝气勃勃，哪个逆时代潮流而动暮气沉沉；哪个为大多数人造福，哪个为少数人牟利，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心如明镜。甚至连美西方的有识之士也慢慢意识到当初的这个“发明”似有自打自脸、贼喊捉贼之嫌。美西方新的政治工具想必已经在路上，但中国完全不担心。中国始终专注做好自己的事，做好惠及全球人民的事，做好“一带一路”合作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工作，毕竟公道自在人心，历史定有公论。（作者是国际问题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