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锋：美对华战略竞争须走出死胡同

由于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原定于当地时间5日就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发表的演讲被无限期推迟。这让拜登政府揭开新的对华政策面纱又多了一些时间。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公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国被美国定义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对华战略开始全面转向“涉华战略竞争”。拜登政府2021年1月上台之后，尽管对特朗普的内政外交做出了重大调整，但在对华关系上仍基本沿袭了上届政府的思维和套路，在诸多打压中国的做法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布林肯将发表涉华政策战略报告，意味着美对华战略竞争的现有思路和做法走到“再检讨”和“再定义”的时刻了。围绕着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势，中国国内舆情也出现了“两极化”的态势。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客观准确地认识拜登政府今天的中国政策。

拜登政府上台伊始，就将当前世界的长期较量定义为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势力”与以中俄为代表的“专制主义势力”之间的冲突和较量，并试图借助所谓捍卫民主价值和应对“中俄挑战”，让美国重返“世界领袖地位”。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的对华多领域较量不仅得到延续，拜登政府还创造了“功能与效用不明确的企业”条款，扩大对中企进行制裁的“实体清单”，对华科技战也进一步升级。扼杀中国创新力和竞争力、在高科技领域推进对华“脱钩”，已成为拜登政府的既定政策。

与此同时，拜登政府推出“重建更美好世界”（B3W）施政纲领，推行“要为美国中产阶层服务”的外交政策，全力推进扩大美国国内高科技投资和高科技再工业化进程，美国重新在全球高科技产业链和工业链上占据主导地位，组织企业和盟友之间的高科技产品联盟，妄图垄断性地控制芯片等高端半导体和其他工业产品，削弱中国的竞争优势，把中国继续压制在全球制造业的中低端。5月3日，拜登在视察一家军火企业时着重表示，不能让中国赶上、甚至超越美国的经济和科技竞争力。

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核心目标，就是要通过切断中国企业获得美国高科技产品、阻止中美相互间的高科技性项目投资、组建抗中高技术集团、削减给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签证等手段，试图阻碍中国科技和工业化进程的国际竞争力，重新拉开中美力量对比的差距，保持美国的全面竞争力优势和霸权地位的稳固。这就是美国政府今后将要奉行的长期对华战略竞争政策。

拜登政府的涉华战略竞争政策，不仅无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更会严重打压中美正常的商业、经贸和人文合作，增加中美政治和安全对立，并在政治上大大弱化中美关系本应发展的对话和协调进程，给两国关系本应秉持的“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性质带来重大的不确定因素。

为了在国内和国际上赢得“去中国化”所需要的政治、外交和舆论的支持，拜登政府延续特朗普时期在涉疆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完全颠倒黑白地将中国打击三种势力、促进新疆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的政策，污蔑为“人权迫害”。在台湾问题上，拜登政府也企图进一步掏空“一中政策”承诺。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争议，本来是中国和东盟部分声索国完全可以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的问题，如今却变成域外国家美国在不停絮叨中国是“欺负者、扩张者和修正主义国家”。

乌克兰危机的本质是冷战结束以来最危险的大国代理人战争。连罗马教皇方济各近日也公开表示，因为北约不停地“招惹”俄罗斯，才导致了俄罗斯启动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中美两国本应在尽快平息乌克兰冲突中加强磋商、充分发挥大国外交的协调力和动员力，为尽快结束冲突创造条件。但令人遗憾的是，在美方的渲染和操弄下，乌克兰冲突进一步推升了中美之间的公众情绪和舆论对立，为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如何避免中美关系继续恶化，正在前所未有地考验两国政治家的眼光与决断力。

拜登政府现行的中国政策在美国也不断引发疑虑和批评。美国资深外交官肯尼斯·李博索尔近日撰文，指责拜登的中国政策夸大“中国威胁论”，缺乏在对抗与合作之间应有的平衡空间。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何瑞恩也多次表示，美国涉华战略竞争应转向“竞争性共处”。否则，美国对华从一己私利出发的战略打压和高科技遏制，不仅将会激发中国的全力抗争，更会为国际社会需要合作才能有效应对的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带来实质性的伤害。

中国不会畏惧与美国的竞争。我们可以接受竞争，但必须是符合国际多边主义规则和全球治理机制的平等竞争，是为了两国人民和世界可持续稳定、和平与繁荣的目标而进行的公平竞争，更是为了保障现行国际秩序合理运行的有责任的竞争。为中美长期战略竞争做好准备，更是对中国社会能否形成清醒、客观的战略眼光和能力储备的历史性考验。我们需要走出简单化的“美国衰落论”。从中美长期力量对比的走势来看，核心变量是经济和金融体制的健全、科技创新能力和制造业高精尖程度。只有我们进入世界科技创新和高精尖制造业的“第一方阵”，并最终占据前沿，中国才能真正引领世界。（作者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