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隆：“新形式的欧洲和平”需要新思维

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在巴黎国际和平会议上提出“以足够的想象力来思考一种新形式的欧洲和平”，并建议在乌克兰危机之后重新思考欧洲新的组织形式以及与俄罗斯的关系。在地区冲突延宕的背景下，这番言论再次透露出欧洲不断上升的安全焦虑以及寻求解决方案的迫切心态。在笔者看来，实现“新形式的欧洲和平”，显然需要基于新的思维。

一是跳出“输赢”思维，破解安全困境。虽然《2024年慕尼黑安全报告》以“双输”为主题，表达欧洲对世界地缘政治和国际安全形势的忧虑，也投射出欧洲精英对于“零和博弈”的反思。但在俄乌和巴以、黎以冲突持续冲击之下，欧洲对于如何破解安全困境依然缺乏共识，多数国家依然从“不能输”或“必须赢”的思维出发，采取应激式的政策转向应对和平赤字。

例如，从欧洲的视角来看，为了避免跨大西洋关系的安全保障和辐射能力遭受严重挑战，“俄罗斯不能赢”被视为乌克兰危机唯一可以接受的结局。但当下的现实是，由于其外溢和传导效应，乌克兰危机的延宕不会带来任何赢家，只有跳出“你输我赢”“你死我活”的心态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尤其是避免因战略误判导致局势继续升级，才是重建欧洲和平的当务之急。

二是回归“理性”思维，管理安全焦虑。当前，在大国竞争和地区冲突等因素的影响下，欧洲的安全焦虑不断加剧。一项最新民调显示，欧盟境内近2/3民众担心欧盟的安全。欧委会近日发布的《欧洲竞争力的未来》报告也提出，长期支撑欧洲繁荣的三大外部关键条件——开放的市场、廉价的能源以及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在安全焦虑的催化下，欧洲不断强化跨大西洋安全纽带和北约东翼的安全威慑。另外，欧盟出台首个《欧洲国防工业战略》，强调稳步推进国防采购本土化进程，计划到2035年将欧盟境内的国防采购份额增至60%，并加强联合防御、军工生产、集体采购以及资源整合等。

虽然欧洲选择强化同盟安全框架化解焦虑，在防务一体化、提升军工能力和防卫自主性等方面也有一定共识，但北约从组织形式到功能扩展都增加了域外国家的不安全感，可能进一步恶化欧洲周边安全环境。部分欧洲国家在经贸、科技等领域不断扩大泛安全化议程，肆意扩大所谓“去风险”“降依赖”等概念的边界和必要性，导致安全需求与资源的错配以及对外合作的保守化和封闭化。因此，从理性思维出发进行安全环境评估和战略规划，对于探索“新形式的欧洲和平”至关重要。

三是倡导“平衡”思维，重塑安全愿景。二战结束以来，欧洲走向复兴和繁荣有赖于和平环境下的一体化进程。在不少国家看来，欧洲的吸引力并非作为地缘政治实体的主导权，更不是作为北约成员的战略威慑，而是欧盟作为“规范性力量”在理念创新、规则制定、机制创设等方面的良好实践。

然而，面对新的战略竞争格局和地区冲突态势，欧洲作为地缘政治实体的身份被提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过于单一的政策工具箱又导致其化解危机、重建和平的制度性影响力和感召力大打折扣。实际上，欧洲作为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需要平衡自身的地缘政治身份和规范性力量角色，推动恢复全球、地区和主要大国间的安全互信，助力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大国有序竞争的多边机制创设，为安全内涵与形式、安全观念与愿景的重塑发挥关键作用。

四是树立“共存”思维，探索安全架构。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激化，冷战结束以来基于有限威慑和相互保障的欧洲安全架构被彻底冲垮。但俄罗斯终究是“搬不走的邻居”，如何在“后危机”时期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实现欧洲持久和平的关键一环。 

不过，在当下的政治语境中，这种观点很难在欧洲获得多数认同。马克龙提到“新形式的欧洲和平既不完全是欧盟，也不完全是北约”，恐怕意味着在有关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进程中，欧洲在强调“为乌克兰提供长期安全保障”的同时，也需从“共存”而非“割裂”的视角审视什么是俄罗斯的合理安全关切，如何在欧洲安全的多元性和统一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并在平衡、有效、可持续的基础上构建多层次的安全对话机制，为新的欧洲安全架构制定一揽子谈判方案。正如马克龙在谈及中东问题时所说，“和平只有在共存中才有可能”，这一结论恐怕也适用于新的欧洲安全架构。（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