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华：乌克兰危机凸显西方“无助感”

日前发布的《2022年慕尼黑安全报告》把今年的慕安会定调为“摆脱无助感”。报告说，在多重危机影响下，西方国家感到力不从心，失去把控能力，认为已无力改变当前困局。随着乌克兰危机的急剧升级，西方的这种“无助感”再次得到凸显。

这很大程度来自西方内部的矛盾与分裂。在乌克兰问题上，美欧之间早就出现明显差异。欧盟和德法将2014年2月以来不断翻新的明斯克协议视为欧洲外交的一项成就，认为这一协议是通向和平的捷径，体现欧洲的软实力和欧盟的“规范性权力”。美国则对明斯克协议不感兴趣。拜登政府坚信，鉴于现实政治的本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新一轮入侵将不可避免，因而美国人在军事上和战略上不断做出挑衅与强硬的姿态。

与美国相比，欧洲对俄罗斯的态度要缓和得多，也优雅得多，但各种外交举措却显得有些踌躇犹疑。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朔尔茨和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一个接一个地分别访问了乌克兰和俄罗斯。欧洲多位政治领导人在基辅和莫斯科之间频频穿梭，苦口婆心地两边劝和。然而，美国作为欧洲的盟友，对这些穿梭劝和的外交行动满怀疑虑。虽然拜登和布林肯没有对此公开批评或做出过贬损，但他们不仅坚持对俄罗斯怒目相向，而且对欧洲方面的斡旋冷眼旁观，没有做出任何明确或积极的回应。

与此同时，大西洋理事会、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传统基金会等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智库和利益集团里的专家学者越来越不加掩饰地批评欧洲人。他们直言不讳地指出，欧洲的外交行动是“软弱的姑息”，不会有结果。大西洋两岸的情绪出现微妙的差异。

美欧在重大安全问题上的分歧并不鲜见。冷战结束以来的几十年，它们在西方以外的重大地区危机或冲突上出现过好几轮纷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美欧之间的激烈争吵在看似和谐的跨大西洋关系上撕开了第一条裂痕。此后，在“阿拉伯之春”引发的中东乱局中，在伊朗核问题上，在反恐问题上，美欧分歧乃至争执不断出现。

一方面，这种分歧根植于美欧之间在观念层面的鲜明差异。美国的外交决策很大程度上依然以现实主义为导向，注重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审视世界，将国际冲突视为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必要时选择硬碰硬。欧洲的知识界乃至政治精英仍然或多或少醉心于1990年以后经济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荣耀，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引导的国际秩序甚为认同，希望依靠“规范性权力”维护国际法秩序。事实却是，这个世界仍然处于地缘政治驱动的阶段。即使在欧洲内部，英国“脱欧”、难民潮和民粹主义力量的兴起，也令政治精英们的理想被现实击得粉碎。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巴尔干冲突以来，每当欧洲周边出现局部冲突的时候，德法和欧盟都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对局势的演变都难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力。在战略安全领域，欧洲既不能形成一股合力，也难以制订出系统而切实的战略架构。

另一方面，硬实力的缺乏也使欧洲不少政治精英产生弱者心态，他们因此习惯于两面下注，左右摇摆，多方转圜。面对俄罗斯这样的强硬大国，他们尽量避免针锋相对，硬怼强抗。这种欧洲式的“灵活性”，也使美欧彼此暗生怨怼，相互猜忌。

现在，乌克兰危机正在演变为俄乌之间的直接战争。随着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领土上长驱直入，中东欧国家感受到愈加沉重的压力，对欧盟和德法关于“欧洲共同安全体系”的蓝图，也形成更加强烈的疑虑。过去20年间，欧洲政治精英围绕这一体系进行过无数次讨论，然而，面对2008年的格鲁吉亚危机和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美西方其实都表现出一筹莫展。与2008年和2014年相似的戏码，如今再一次上演。

以此观之，随着乌克兰危机的发展，西方内部的“无助感”必将持续加深。（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