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景泰：应对谣言武器化，仅提供真相还不够
作为一种古老的传播现象，谣言一直因其广泛影响而受到特别关注。但人们大多将谣言传播视为一种自发的心理现象，所以相关研究往往从内部治理的维度提出应对策略。不过，从当前谣言的传播场景来看，它已经广泛地出现在国内外政治博弈、商业竞争、金融市场操纵、公共危机等多样化场景之中。特别是随着计算宣传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有意制造并大规模精准发布的谣言日益增多。这些现象提醒我们，谣言在社交媒体平台已经占据相当的传播空间。它早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层次的权力博弈之中，成为后真相时代的一种关键武器。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谣言武器化的趋向愈加明显。特别是以攻击政治人物、国家政策和政治主张等为根本目的，以造谣为主要手段，通过算法、自动化和人工策划展示等，在社交平台上操控和分发谣言，导致毫无根据或严重失真的消息肆虐，试图引起社会认知混乱和群体对立。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英国“脱欧”公投等，都是谣言武器化的典型案例。
在谣言武器化的过程中，为了提升谣言的可见性并扩大其影响力，常用方式是利用社交机器人。社交机器人是在线平台上运行的自动化代理服务，可以分为网页爬虫、聊天机器人、社交机器人等类型。社交机器人一般通过开放的应用程序接口（API）从第三方应用程序部署和管理自动化的社交账号。许多研究都发现，政治社交机器人数量巨大，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了诸多谣言传播活动。在传播行为上，这些社交机器人应用社交平台的深度学习技术，通过发帖、点赞、评论、转载等行为实现协同引流。不仅如此，在谣言传播过程中，背后推手还会精心研究利用网络平台的推荐算法。他们一般先利用接力传播的方式逐步抛出谣言，混淆谣言源头，然后出动社交机器人进行大规模扩散，触发平台进行热点内容算法推荐的阈值，然后迅速删除谣言源头信息，造成谣言自传播的假象。
为了增强谣言的“可信度”，背后推手还会组织多元化的协同传播来制造谣言传播的意见气候。新冠疫情期间，西方诸多媒体、政客与政治组织、社会运动者与非政府组织、草根用户、社交机器人等，都参与了病毒阴谋论的传播。这些多样化的传播主体通过转发、评论、点赞等方式，制造参与性数据，不仅让谣言在社交媒体持续增加可见度，而且能够营造一种草根群体“共识”与“同意”的意见气候，从而增加谣言的“可信度”。谣言虽然是虚假信息，但通过转发、评论与点赞等群体表征行为，却可以制造认知上的“立场真实”与“情感真实”，进而可能形成强大的信息茧房效应。
随着事实核查技术的进步与公众谣言识别能力的提升，谣言的背后推手也在不断完善深度协同机制，通过多主体联动的“洗稿”与线上线下的行动互证等行为，尽可能提升其可信度。具体而言，谣言经社交机器人大规模转发后，第一步会经过网站的交叉引用或关键意见领袖（KOL）的互相转发，混淆信息来源，增加信源查证的难度；第二步，如有事实核查机构或独立媒体发布对该信息的澄清报道，则使用阴谋论等泼脏水的方式在社交媒体上抹黑报道者，起到搅浑水的目的；第三步，在线下制造活动，一方面吸引媒体报道，进一步助推相关议程设置；另一方面雇用水军线上讨论，提升相关议题热度。通过这三种协同策略，不仅可以起到“三人成虎”的效果，逐步提升所设置议题的热度和“可信度”，而且还会造成沉默的螺旋效应，提升谣言传播的整体效果。
谣言武器化的结果，就是舆论上越来越严重的社会撕裂与群体对立。不同群体不仅会相互质疑话语含义、消息真伪等，还会蔓延至对方的秉性，比如对方参与讨论的目的、初衷、动机等。总之，一切皆存疑，怀疑成为维持舆论矛盾常态化的底层机制。不仅如此，在流量经济模式的驱动下，一些自媒体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为了增加流量，也会跟风炒作谣言，不断博下限、触底线，成为谣言传播的“扩音器”。这就必然造成舆论场出现三个特征：矛盾和对抗成为舆论主流；矛盾的主题不断泛化、规模扩大化、影响持久化；矛盾各方的误解不断加深，舆论和解的可能性降低，社会撕裂加剧。
综合来看，作为武器的谣言利用了民众的情感真实和立场真实，如果治理者只在“事实”上做文章，可能仍会面临谣言治理陷入“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尴尬境地。因此，为应对作为武器的谣言，管理者需要加强以优化公众信息环境为主要目标的内部治理，和以矛盾调解与共识营造为主要目标的谣言治理。（作者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