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美国霸权要找到体面“退出”之路
新加坡前外长杨文荣不久前接受采访时说，世界正在从两极化和之后暂时的单极化向多极化发展，在多极化世界中建立秩序是可能的，但美国当前仍在抵制这种趋势，这是不明智的，它应该从对霸权的迷恋中走出来，学会在一个多极化世界发挥作用。这番谈话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霸权无论在道德还是事实层面都不具备合法性和合理性，护持霸权于人于己都已无益；另一方面，美国仍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国，发挥它作为大国的作用仍是重要的，美国从世界事务中突兀退出未必是好事。
当前正为打压中国而几乎陷于歇斯底里状态的美国政客们，未必听得进去这样的劝导。美国还没有为一个多极化世界的到来做好思想准备，它所想到的仍是自己“注定领导”而且是“唯一领导”。对霸权的执拗已是近年来大国关系出现激烈对抗、国际秩序濒临崩溃、全球局势充满动荡的重要肇因。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相比于崛起时刻，霸权国家在进入霸权瓦解时刻时反而更加危险，因为它会竭尽全力维护霸权，也就更容易冲动行事。美国现在正是染上了“霸权崩溃恐惧症”。
无论美国如何努力，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有如“新罗马帝国”一般的权力优势都一去不复返了。这既有美国自身原因，当前美国国内政治危机重重，内部消耗使其很多时候无暇他顾；也有全球力量格局变化的原因，20世纪中下叶经过去殖民化进程后，获得独立自主的第三世界国家中有不少都获得较好发展，在世界经济、政治中的分量不断提升，这对二战结束以来的美国霸权构成稀释效应。
导致霸权崩溃的力量其实更多源于霸权本身，因为霸权是消耗性的，全球性霸权的财政成本是任何国家的难以承受之重。同时，霸权本身就蕴含了霸权崩溃的基因，因为现代的政治性霸权必然与资本霸权合而为一，需要资本主义全球化为政治霸权铺路，但资本意志与政治意志既可能合作也可能背反，资本有时候会脱离霸权政治意志对它的规制，进而加速政治霸权崩溃。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前半程，资本意志与国家意志的互动强化了美国全球霸权，但进入后半程即最近二十年来，资本在全球扩张中获得越来越大的与政治意志博弈的能力，从而在内部动摇了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基础。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已在自身推动的资本扩张和全球化中发生内部的利益疏离，3.4亿美国人不再是利益共同体，这严重损害了美国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前提。无论从当代互联网技术的去中心化特征、20世纪后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兴起，还是从霸权本身的自毁性来说，霸权对于人类都在成为往事。不管愿不愿意，美国都需要接受霸权不可能持续的事实，尽管这是痛苦的。
世界各国普遍反感霸权，对此人们不仅要考虑霸权是道德还是不道德、正义还是不正义，更要考虑霸权在操作层面还是否可行。霸权的背后是资源和能力，如果一直存在维持霸权的资源和能力，那么就霸权能够提供公共产品和创造秩序来说，它也未必只有阴面没有阳面。霸权与公共物品的提供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以往的美国在维护霸权的同时也提供了不少国际公共产品，这是美国对世界的贡献之处；但今天的美国已经无力提供很多国际公共产品，却仍不愿放弃霸权，它所产生的是权利与责任的不对等，这会加剧全球治理的困境和国际秩序的危机。
反对霸权并不意味着就要反对任何体量和能力相对大的国家。大国往往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利益较之一般国家相对复杂，对尊严和荣誉的追求高于一般国家，也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因此，在国际关系中，尊重大国的利益与尊严是必要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接受采访时批评普京下令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犯了“历史性错误”，但呼吁国际社会不应对俄罗斯进行羞辱，以为日后斡旋留下余地。这番言论是理性的，大国之间相处需要尊重彼此的尊严和利益关切，而不能是单向的，不能一方获得满意却损害另一方的尊严和利益。
既要反对大国对权力、利益与尊严的无度追求，又要对大国的体面予以适当尊重。美国作为大国，追求超出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与荣誉是可以理解的。为此，国际社会需要为美国体面退出霸权追求、转向一般性的大国追求提供路径引导。在未来可见时间内，美国仍将是世界影响力最大的那个大国，也是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中俄等国虽然受到美国遏制打压，仍需思考如何与美国相处，尊重美国对一些核心利益的关切而使其在退出霸权时不至过多损失尊严，使美国在依然拥有超出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与体面的同时，继续为国际秩序稳定做出贡献。
尊重美国的核心利益及其对尊严、荣誉的正常追求，就要认识到当代世界秩序的建立与维护离不开大国间的协调，重要的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都不可或缺。因此，在设计具有较大影响的国际组织、制度和机制时，不要轻易将别的大国排除在外。美国如此，中国也如此。近年来，美国推动建立一些新的国际组织和机制，比如“印太经济框架”，但都将中国排除在外，这显然不是合适的做法。中国也需逐渐积累经验，努力会同其他国家一道将美国纳入全球治理的共同轨道，这个过程当然很难，但有必要尝试。美国不可能压倒中国，反过来同样如此，寻找大国间的共存之道仍是唯一选择。（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