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戈：发达国家的同床异梦已遮不住了
日前在广岛的G7会议上，一张照片引发观察者会心一笑。画面上，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英国首相苏纳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走在前排，德国总理朔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跟在后面。7个国家加上欧盟两位领导人在行进中下意识分出的两种步伐，难免被当作两拨人同床异梦的某种象征。尤其是两位欧盟代表一前一后的位置，令人玩味。一方面，作为军事同盟，欧洲与美国必须在基本立场上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巨大的利益分化，已经让欧洲和美国的隔阂到了新的程度。
G7这7个发达工业国既是野蛮殖民时代的传承者，也是现代化的引领者,在科技、工业、教育、文化等很多方面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极大地影响着世界的基本政治格局和经济秩序。但中国在新世纪的崛起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渐次的工业化进程已经开始动摇这一基本秩序。在这种变化中，G7虽然在其官方表述中依然不断标榜拥有所谓的“共同价值观”,但在经济利益上，7个国家和中国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有了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嵌入，导致其在众多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和角度都发生了变化。更多新选手的进入，让世界上原来“先进”和“落后”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变得模糊,也让7个国家之间的利益和形成利益的机制、路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导致了作为分析问题和辨明立场的常用工具，使用“西方”这一概念来描述发达经济体，越来越难以覆盖其立场和诉求的多样性。
不久前，笔者在欧洲和意大利、法国的商界人士和知识精英有一些非正式的交流。他们中有的和中国有业务关系，还有一些并没有和中国打过交道，甚至没有来过中国。和老朋友相比，我更在意那些和中国并没有利益瓜葛的商界人士的观点，他们有的是企业高管有的是中小企业者和自雇者。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了“厌美主义”的情绪。
在欧洲大陆，“厌美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情绪，最开始起源于欧洲人在历史、文化、审美上的自信，以及对美国人“粗鲁”“贪婪”“没文化”的标签化认知，类似于“老贵族”对“暴发户”的精神蔑视，后来发展到知识精英对美国强势文化侵蚀的对抗。
而现在，利益格局的巨大分化以及对美国在政治、金融、军事上的霸权的不满，“厌美主义”达到了新的高峰，成为商界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绪。俄乌冲突让欧洲国家遭受极为直接的损失，有些商界人士并没有把责任都算在俄罗斯头上，而是认为“美国才是背后真正的问题制造者”。所以，不管他们对中国有着什么样的印象或者态度，普遍乐见中国成为国际多极化的一环。
拜登政府一边拉拢欧洲发达工业国对中国进行遏制打压，同时出于国内政治的掣肘，美国又难以像冷战时期那样给盟国实际好处。更有甚者，为了保护本国利益不惜对欧洲国家也采取歧视性政策，拜登政府的“芯片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就让欧洲心寒。和美国企业相比，欧洲国家和中国市场联系紧密，德国的汽车、机械、化工，法国的奢侈品、核电、飞机及其他交通设备，意大利的时尚、设计、机械等行业，无论是在贸易还是投资方面，中国市场都已经占据了巨大份额，很难割舍。欧洲从内心深处不希望被迫站队，渴望更加稳定的发展环境，希望与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有更紧密的合作来获得发展机会。在遏制中国的过程中，欧洲将不可避免承担巨大的成本，这是欧洲官方和民间都不可能愿意接受的。
G7公报加入了反对把贸易和供应链“武器化”的内容，但并没有点名中国。显然，在是否直指中国这一点上，7个国家也无法统一意见。正如针对中国或对全球供应链和经济安全构成威胁的说法，德国总理朔尔茨也再次表态，即使G7成员国同意透过“去风险化”减少对华依赖，但各国仍将确保继续在中国进行大型投资，并继续对华保持供应链和出口等贸易往来。（作者是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