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斌：德国经济界对华共识值得柏林重视
新年伊始，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题为《利用机遇、减少风险—德国经济界对联邦政府对华战略的建议》的立场文件。 在这份长达12页的文件中，该委员会代表德国经济界，明确表达了与中国构建平衡、互利、务实的经贸关系的愿望，对德国政界不断出台抑制和阻碍中德合作的政策法规发出批评，这在当下“妖魔化”中国成为常态的德国对华关系讨论中不啻为一缕理性的春风。
在该立场文件中，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首先指出，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占比17%的中国具有全球塑造力，对世界政治、经济、技术发展的影响与日俱增。该委员会预测中国到本世纪30年代中期便可与美国在经济上比肩，对出口导向型的德国经济而言，中国是“高度重要”的市场，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对德国而言具有特殊意义。
为什么说这份文件发出了理性的声音？因为该委员会一方面认同欧盟及德国联邦政府对中国“伙伴、竞争者、系统性对手”的三重定位，另一方面则坚持在政策制定上应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在对华关系中应设置防护栏，使挖掘公平、互利的经济合作潜能及联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成为可能，关系恶化得到遏制。联邦政府应该充分意识到对华采取对抗政策的风险及成本”。该委员会认为，不同制度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应负责任地和平共处并致力于全球多边秩序的构建。而且，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不论是在遏制气候变化、保护物种多样性，还是在克服疫病、在WTO框架内维护和改善世贸体系等方面，中国都是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通过这份立场文件，可以看到德国经济界的三个共识。第一，中德两国经贸往来多为货物及服务贸易，不涉及“价值观”及地缘政治利益。中德经贸往来保障了德国近百万的就业岗位、增进了德国民众的福祉，中国市场的活力及创新动力又反哺了德国企业的创新力，进而增强了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中国在这样的合作中可以获取自己所需的技术并进入发达国家市场，这种相互依赖能促进双边关系的稳定性。
第二，对于德国国内热议的“对华过度依赖”问题，联邦政府应客观务实地区别对待。应该减少的，是影响供应链稳定、对单一产品或关键基础设施中使用技术的单向过度依赖。如微电子产业中使用的某些矿物质原材料或某些产业中使用的初级产品，但这绝不意味着减少或降级对华经贸关系。同时，“供应链及市场多元化”绝非撤出中国。不少德国经济界人士都警告，对技术交流及出口的过度限制会令德国战略性产业遭受经济及技术上的巨大损失。美国强迫德国采取某些措施，实质上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的产业政策，不但不会给德国带来更多安全，反而会削弱德国工业的竞争能力。
第三，应坚持与中国进行建设性经济对话，为德国企业争取更好的在华投资营商环境，同时争取更多技术创新型中国民企进入德国及欧洲市场。不少德国有识之士将应对气候变化确立为中德合作的最大共同利益所在，他们建议全面加强与中国在政治、经济、科学领域的交流与往来，以培养并获得更多“中国能力”，并借助这种能力准确评估中国政治、经济、科技、社会的发展。
笔者在与德国经济界人士交流、研讨过程中发现，其中大多数人认为德国当前对中国进行分析、研判的能力严重不足，亟需政府及经济界对独立的、应用导向的中国研究进行投入。扎实的研究对促进相互理解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多数德国经济界人士认为，要避免讨论的泛政治化，充分考虑和尊重两国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发展背景。“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两国政治及经济关系螺旋式下滑。”
纵观全文，笔者认为，该立场文件比较客观、务实。在中美博弈、俄乌冲突的大背景下，“西方民主VS威权主义”的叙事方式使得当下在德国进行的中德关系讨论严重情绪化、意识形态化，对民主的片面理解及对所谓价值观的偏执，使得德国社会包括不少执政联盟中的政界人士一叶障目，对中国的认知严重脱离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的对华战略立场文件无疑是这嘈杂纷乱中一种理性的声音，希望这种声音能够在联邦政府《对华战略文件》的制定者处入耳、入心。
“智者求同，愚者求异。”在今天全球化遭遇逆流，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民粹主义泛滥，新冠疫情重创世界经济，全球治理赤字凸显的时刻，推动中德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迫切和必需。这种合作可以为国际变局注入稳定性，给世人重新带来信心。（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