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瑟：印度当心，西方吹捧背后有陷阱
近段时间以来，“印度崛起论”“印度超英赶中”等声音在西方舆论界频繁出现。其中的主要观点是，与中国经济面临复杂形势相比，印度正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目前已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和乌克兰危机带来的世界大变局提高了印度的战略地位，使其可在大国间左右逢源、对冲套利；美国对华经济和科技脱钩等政策为印度振兴制造业提供“机遇”，印度有望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等。其结论是，印度将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和外交事务的“另一中心”，甚至世界即将迎来“印度时刻”。
对于西方此类论调，印度国内一些人颇为受用，因其既迎合了印度长期以来成为“有声有色大国”的抱负以及当前在印度教民族主义高涨之下对“世界领导性力量”的追求，也呼应了印度部分精英内心与中国竞争攀比的情结。但说实话，在享受“印度机遇论”奉承的同时，印度也该当心背后可能隐藏着的陷阱。
一方面，相对于追求面子上的大国地位，印度国内发展面临的艰巨挑战是不能忽视的。诚然，印度目前处于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时期，一些经济指标表现亮眼，但时下流行的“印度机遇论”大都只是片面强调印度发展的有利条件，却有意无意忽视诸多限制性因素，比如族群矛盾尖锐、财政赤字加剧、贫富差距拉大等。这种论调将大国崛起视为敲锣打鼓就能“自我实现的诺言”，仿佛机遇会自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果。
另一方面，印度更应警惕掉入西方将“印度崛起”与“中印竞争”画等号的话语陷阱。西方舆论界中的“印度机遇论”“印度崛起论”等往往具有强烈的“捧印抑华”色彩，本质上是从中印竞争的视角出发，而非客观分析印度发展所面临的有利和不利因素，根本目的在于“捧一踩一”、挑动中印竞争甚至对立。
其一，这种论调声称印度崛起的机遇源于中国的“弱点”，扬言中国在新冠疫情和美国脱钩断链等因素冲击下将失去“世界工厂”地位，进而鼓噪印度应抓住这一所谓“历史机遇”，迎合美国遏华战略，争取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中“取代中国”。
其二，这种论调声称印度崛起的挑战在于所谓“中国打压”，指责中国有意将印度限制为“地区性大国”而非“全球性大国”，诬称中方阻碍印度“入常”，支持巴基斯坦与印度对抗或借“一带一路”在印度周边扩展影响等，并称如果印度的“机遇”最终未能兑现，最大原因就在于中国“阻挠”。说来说去，就又拐到鼓噪印度应将中国视为“崛起路上的主要障碍”，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强化对华竞争。
其三，这种论调声称印度崛起和中国持续快速发展难以同时发生，宣扬当今世界“资源有限”“容不下两个人口超10亿的大国同时崛起”。因此，印度就得在“印太战略”框架下联合日本、澳大利亚等“想法一致的国家”共同推动所谓“亚洲多极化”，在国际多边场合也要阻挠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落地推广，防止中国话语权和影响力扩大。
通过以上论调即可看出西方宣扬的一些“印度机遇论”用心不正。印度如果以此为依据处理对华关系，无疑将对双边关系产生严重负面影响。令人担忧的是，目前印度国内政界和学界已有一些人开始迎合这种论调，营造中印发展模式和大国发展道路的对立，将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发展机遇”的战略共识抛诸脑后。这不仅将阻碍中印关系发展，还可能断送印度自身的发展良机。
历史上，印度就曾犯过类似错误。上世纪50年代末，印度看到中国同时与美苏交恶而且国内经济形势严峻，认定此为“天赐良机”，不断对华推行冒进主义，并在边境采取“前进政策”。但结果是不仅一无所获，甚至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蹶不振，付出极大的机会成本。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国家的发展机遇都是基于本国自身的努力奋斗和互利开放的对外合作，而非痴迷于零和博弈和恶意对抗。
事实上，作为世界上仅有的两个人口超10亿级发展中大国和发展前景极为广阔的新兴经济体，中印两国在治国理政领域有着许多经验教训可资相互交流借鉴，在发展领域拥有的共同利益和面临的共同问题也远多于分歧矛盾，特别是在扶贫、环保、农业、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数字经济等领域具有广阔合作空间。同时，中国开放活跃的经济环境、庞大的消费市场、强劲的增长动能亦为印度经济发展带来诸多有利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理应是“印度机遇”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印度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
对西方那些通过鼓噪“印度机遇论”来煽动中印对立的人来说，最佳剧本莫过于坐看“龙象争斗”。如果印度掉入这种话语陷阱，将中印相互成就的前景变为相互消耗的内斗互踩，那将不仅是中印两国、更是亚洲和东方文明的憾事。相信印度拥有足够的理性和智慧正确看待西方舆论场中的某些“印度机遇论”，继续与中国相互合作相互成就。（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