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主动通关彰显“一国两制”发展理性
2022年12月26日，国家卫健委宣布自2013年1月8日起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对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防控工作进入新阶段，中国与世界重新“连通”进入倒计时。与世界连通，同时意味着内地与香港的连通与复常。日前，香港特首李家超任内首次赴京述职获得中央高度肯定，通关诉求获得中央积极回应，有关通关方案正在快速沟通制定过程中。随着全面通关的政策形成与落地，“一国两制”内在的发展理性与创新活力将再度激发，二十大报告确认和规划的香港国际地位与角色将得到有效巩固和提升。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与内地防疫路线是有一定差异的。内地人口规模巨大，医疗资源约束性强，防疫文化与体制偏向于整体健康和安全，且社会系统性动员机制具有优势，从而采取了保护性偏强的防疫路线。香港人口结构、医疗资源、与海外的联系以及防疫文化与体制有自身基础和特点，采取了因地制宜的防疫策略，整体上偏向于中等保护强度的防疫路线。新冠肆虐，内地与香港从各自实际情况与条件出发展开防疫行动，国家对香港疫情防控路线予以尊重、指导和支持，对香港优先与海外通关予以理解和肯定，同时积极创造条件、优化方案推进香港与内地通关。
通关问题来源于防疫路线的差异，客观上对香港与内地融合发展、民生来往以及香港承担连接内地与世界市场桥梁纽带作用的发挥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全面通关之前，香港与内地协商采取了“健康驿站”配额制方式，既保障两地各自防疫路线的维持，又适当回应两地人员来往与连通的客观要求，但结果证明配额制无法满足两地日益增长的通关需求。为增加通关人员容量和便利性，香港提出过“逆隔离”方案，与内地共同努力增加对通关需求的综合回应能力，仍然不能完全满足需要。通关需求高涨，充分证明香港与内地的血肉联系与命运共同体的休戚与共，也证明香港唯有完全实现及保持与内地及海外的双向通关，香港的全球连通性本质及活力才能完整呈现。
香港的现代化本质可以用一个“通”字来概括。近代以来，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与金融重要据点，其繁荣发展系于对内地和世界市场的连接沟通功能。新中国建立后，中央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对港政策，决策依据就在于利用香港的全球连通性作为新中国外交与外贸的独特通道，为新中国的政治安全及现代化建设服务。改革开放以来，“一国两制”政策具体落地，其深刻的国家理性正在于以充分的高度自治授权及制度灵活性维持香港的全球连通性及其国际地位和角色，从而促成国家现代化的加速发展。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中心和自贸港，成为中西文化荟萃、物流汇集、人才汇聚、资本汇通、技术汇流的国际化大都市。香港回归以来，中央涉港决策与管理，以及国家主体经济战略对香港角色的纳入和定位，其关键出发点即在于保障香港的“通”的本质与活力。
香港在新时代国家高水平改革开放与高质量增长战略中具有更加突出的地位与角色：其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设定了香港作为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的关键产业角色和战略杠杆作用，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主体性依托和路径。
其二，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香港“八大中心”发展目标群，整合香港固有国际优势及新发展优势，实际形成香港面向民族复兴与新全球化的发展纲领，对香港国际地位与全球竞争力体系有着结构性重塑的战略意义。
其三，香港在大湾区框架下的“横琴方案”“前海方案”“南沙方案”及香港自身提出的“北部都会区”方案中，确认和具体规划了融合发展的产业和政策路径，新发展内涵清晰呈现并渐成全社会共识。
其四，在全球合作与涉外斗争范畴，香港是中国突破美西方“卡脖子”技术封锁、提升金融安全制度化水平以及增强与世界体系有机联系和利益共存度的关键抓手，中国与世界体系镶嵌越深，美西方脱钩封锁的代价就越大，中国的经济安全与发展利益就越有保障。国家对香港新发展纲领的塑造指导以及对香港国际地位和角色的支撑，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实践前提，即全面通关。
此次中央决策尽快实现全面通关，具有战略主动性和显著的发展理性。中国防疫路线的转型根源于国家对疫情防控与经济民生的综合统筹能力及政治决断，表明发展依然是硬道理，连通仍然是全球化本质，中国与世界互联互通、共同发展是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一国两制”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与制度杠杆，香港是这一杠杆的关键支点。在百年大变局与疫情、战争、霸权干预等国际性风险叠加的条件下，中国的民族复兴与可持续发展始终是人类和平发展的最大正能量与最具希望的实践力量，而长期坚持“一国两制”就是促成这一光明前景的杠杆条件之一。
疫情防控转入常态，发展理性突出而强劲，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格局及演变态势日益明朗。中国内地全面解决与香港互通的问题，全力推动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以及新时代保障香港繁荣稳定的完备制度条件下巩固提升国际地位和优势，在民族复兴与人类和平发展进程中更好发挥作用。通关之利，不言而喻。发展理性，人所共识。光明前景，赫然在目。（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