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德国有人要给工商界套上政治镣铐
在“对华战略”出台前夕，德国国内有关如何“对待中国”的争论愈演愈烈，不仅政商两界立场相左、联邦与地方政府观点对立，政府内各党派甚至绿党执掌的外交部与经济部之间也莫衷一是。要清算“默克尔政策遗产”的政治偏执、要出人头地的狭隘党争意识和少数政客对德国整体利益的漠视，让德国正患上一场“对华战略”分裂症。
这场分裂症的症状是德国国内的“对华强硬改变派”和务实稳定派之间在对华认知、德国利益和获利方式等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对立。前者以正紧锣密鼓欲各自出台“对华战略”的德国外交部和经济部为主力，后者则以看重德国经济利益并对与华合作充满信心的经济界为代表。这就在德国的政策环境中制造出了一种奇怪的扭曲现象：作为经济利益实现者的经济界继续看好中国市场并加大投资，但名义上代表德国利益并为之制定政策的有关部门却背离现实需求，且不断挤压经济界的获利前景。
“分裂症”的病根之一，是德国一些党派和人士出于标新立异、排外自重的目的，要颠覆已经被成功经验证明了的德国对华合作的政策基础。长期保持对华政策的务实性和稳定性，被看作是“默克尔对外政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德关系尤其是经贸合作获益良多，默克尔执政时期也成为中德贸易增长最快、德国经济发展最平稳的阶段。
中德经贸合作是优势互补的产物，符合市场规律和经济全球化规则，是德国对外标榜“支持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的最好例证。同时，建立在经济利益互惠和意识形态包容基础上的中德关系，也是德国外交提升影响力的重要来源。德国政府曾自命要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稳定之锚”，稳健向好的中德关系无疑是帮助德国实现其理想的最重要支柱。但本届德国政府中的一些党派和人士却出于私利，在“改变一切”的口号下执意要推翻给德国带来巨大利益的经济和外交原则，在德国已经承受“摆脱对俄能源依赖”巨大代价的同时，还要给德国经济界再套上一副“减少对华依赖”的政治镣铐。
“分裂症”的病根之二，是对“地缘政治博弈”的过度敏感让所谓“政治安全原则”不断侵蚀德国的对华经济合作空间，少数党派和人士既缺乏对德国整体利益的清晰认识，一味不接地气地玩弄意识形态化的辞藻和把戏，又出于狭隘的党争意识要把对华强硬做成辨识度更高的“政治品牌”，并让压力不断地向拥有最终决策权的总理府聚集。这样一来，无论最终德国政府在“对华战略”上作出何种决策，这些施压者都可以坐收政治红利：如果朔尔茨总理最终屈服于强硬派的压力，那他们和其所在的党派无疑将在政府中获得更大的政策制定权、在民意中收割更多的支持率；即便总理府最终顶住压力选择稳健务实的对华政策，他们也可以继续展示“坚持己见、锐意改变”的形象，并继续用政治高调去俘获不明就里的民众支持。
因此眼前的“对华战略”分裂症既是德国政治对国际和地区形势变化的不正常反应，也是其内部政治矛盾外溢的结果，是一些当了家也不知柴米贵的政治新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产物。但是，摆脱分裂并治愈病症的药方其实也掌握在德国人自己手中。寻找“可靠经济伙伴”已经成为德国调整经贸与外交政策的一句口号和一把尺子，如果德国政府不只是嘴上喊喊而已，就大可以拿着它去量一量世界主要经济体，尤其是在坚持扩大市场开放、不断优化市场环境的中国与采取补贴攻势、大搞通胀输出的美国之间仔细度量，并得出一个问心无愧的答案来。
除此之外，要去除分裂症病根的最好药方还是要解决当前德国政治和经济逻辑之间的极度扭曲现象，政府的有关部门还是要基于事实而非臆想来作决策，要把德国民众和国家的福祉而非党派和个人的私利放在最紧要的位置。（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