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法德轴心”为何陷入待机状态
法德两国从和解走向合作进而成为欧盟“轴心”，曾经是欧洲大国协调的典范和区域一体化的主要驱动力。但在近年来欧洲政治的纷繁变化尤其是乌克兰危机的冲击下，两国在欧盟的领导力均有所下降，法德通过“强强联手”来主导欧洲事务的空间受到挤压，“法德轴心”的能见度下降甚至进入待机状态。
究其原因，首先是内部政治变化在法德两国导致了不同程度的政策内向化和保守化倾向，削弱了双方的对外政策协调，这是造成“法德轴心”脱力的主要问题。德国的三党联合政府不得不把更多施政重点放在内政问题上，政府内部的党派利益协调也消耗掉大量政治资源，同时还要应对作为反对党的基民盟的强势；法国总统大选和议会选举的结果是加剧了反对党从左、右翼对政府的包夹态势，尽管马克龙总统拥有在外交上乾纲独断的权力，但面对国内的强烈批评也不得不在外交中体现更多“服务于法国利益”的色彩，很难回到当初既要在欧洲指点江山还要去主动博弈大国关系的境况。
这种“国内利益优先”的政策目标，意味着法德各自的利益将逐渐凌驾于两国共同利益之上，这也成为“法德轴心”正常运转的一个主要政治障碍。
其次，此前让“法德轴心”能够协调到位并发挥作用的场景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双方的传统分工模式还无法适应这种改变。“法德轴心”有效运转的基本模式是法国主导政治方向、德国提供经济支撑，在外交上法国负责南向、德国关注东部。但在德国逐渐实现从经济到政治的影响力提升过程中，法国的经济改革则没能为它维持政治主导创造足够的支撑。在欧盟财政等问题上对德国的进一步依赖，使得法国的政治主导变得更加空洞。
在乌克兰危机刺激下，德国开启了以加速军事化为标志的安全政策转向，并立志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常规武装”，安全将成为法德分工合作的新领域。往好处说，这可以弥补英国脱欧后产生的欧洲安全短板，往坏处说，德国军事实力的增长会对“法德轴心”提出“谁指挥谁”的问题，尤其是在两国的战略文化和安全关切并不一致的情况下。
再者，欧盟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也成为制约“法德轴心”正常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在英国脱欧后，“法德+”模式迟迟未能成型，限制了两国在欧盟内部扩大影响、提升领导力的空间。为应对德国在“后默克尔时期”可能出现的“弱政府”状况，法国曾试图通过《奎里纳尔宫条约》拉意大利入局，以组成更具影响力的新“三驾马车”来帮衬“法德轴心”，但德拉吉政府倒台和疑欧的极右翼政党挺进，让法国的盘算基本落空。
更糟糕的是，乌克兰危机提升了以波兰为首的中东欧国家在欧盟内部的话语权，它们在对俄立场和有关欧洲安全的问题上与美国更合拍、与法德更疏离，而更多主张对俄缓和的法德则在外交失灵、军力不济的情况下失去部分影响力，甚至一度成为西方内部政治正确性的出气筒。况且无论从政治观念、安全目标还是经济利益出发，法德都很难接受和波兰组成新的权力搭档。
在上述因素作用下，尽管德法在先后完成选举周期后很快就实现了领导人会晤并保持了友好合作姿态，但现实是两国又常常在同一问题上持不同立场并发出不同声音。马克龙希望建设一个以欧盟为核心的“政治共同体”来重整欧洲秩序，朔尔茨则强调欧盟的“加速扩大”才是解决欧洲问题的良方；在与俄罗斯的能源博弈中涉及核能、天然气限价等问题上，法德也常常站在彼此对立的立场上。这种景象与此前法德之间虽有分歧但还能通过妥协达成共识的情况不同，现在双方的立场分歧之大几乎没有可以妥协的交集，内部的相互排斥似乎正在取代相互磨合成为“法德轴心”的主轴，在内政因素作用下双方寻求相互妥协的意愿和能力都在下降。
在2019年1月缔结的《亚琛条约》中，法德不仅确认将把两国关系“提升到新水平”，要“为欧洲在21世纪面临的挑战做好准备”，并且“深信法德合作对于建立统一、高效、主权和强大的欧盟具有决定性意义并不可或缺”。话虽如此，两国还是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1963年签署的《爱丽舍宫条约》标志着“法德和解”并为此后的欧洲一体化奠定大国协调的基础，但从目前“法德轴心”处于待机状态的现实来看，本来想要为“法德协调”夯实基础、指明方向的《亚琛条约》还没有体现出实际效果。
很难说眼前的情况比60年前更糟糕，但“法德轴心”要实现重启的问题和挑战显然更加复杂，需要在解决政治民粹化和保守化、尽快适应形势变化并实现合理分工、体现政治包容来扩大协调范围等方面同时着手发力。但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和相对宽松的环境，而这些都是目前法德和欧洲十分稀缺的条件。（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