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景泰：警惕翻译活动的“武器化”

今年年初，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一场打着“大翻译运动”旗号的网络行动在国际舆论场上兴起。所谓“大翻译运动”，主要是将我国社交媒体中的一些极端言论或中国媒体的新闻报道翻译成外文，进而影响国际舆论对华认知的活动。最初，其鼓吹者主要聚焦我国舆论场上针对俄乌冲突的相关言论，后又扩展到疫情防控等社会热点事件。但近来随着俄乌形势的复杂化，“大翻译运动”也遭遇瓶颈，其官方推特账号发文量持续下降，互动量也常跌至个位数。尽管如此，从其价值旨归与现实效果看，所谓的“大翻译运动”揭开了国际互联网上的一个潘多拉魔盒，危害不容小觑。从价值宗旨上看，“大翻译运动”打着翻译的幌子，利用人们对翻译的信任，实质却是在国际范围内播撒仇恨、制造对立，这违反了翻译活动最基本的价值旨归。回顾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条基本规律，那就是对话与沟通是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多元文明之间的对话史与沟通史。但因为文化传统与语言的差异，文明的对话与沟通主要依赖翻译。因此，翻译是中西方文明交流中不可替代的桥梁。正如普希金所说，“不要看不起译者，他们是传播文明的驿马”。在西方，启蒙运动的一个主要动力机制就是大量翻译作品的出版。在东方，大规模的翻译活动更是不绝如缕。特别是自清朝末年以来，以翻译为基础的“西学东渐”推动了中西文明的深度碰撞，激发了中华民族的创新活力。

然而“大翻译运动”却对翻译的宗旨进行了根本性改造，彻底抛弃以翻译进行文明对话的功能，反而将其“武器化”，专注于极端言论的传播，结果导致翻译由真善美的桥梁变成假恶丑的管道。他们虽自称以“真实反映”中国网民言论为目的，却只专注于将极少数网民的极端言论搬运至境外社交媒体，甚至不惜断章取义，成为虚假信息传播的一种典型形式。其翻译的所谓中国网民言论中，存在各种事实错误和语法错误。这些错误很大程度上并非是能力限制，而是故意为之，这从根本上背离了文明对话过程中，翻译活动千百年来形成的根本宗旨。

从内容选择与实际效果来看，“大翻译运动”还具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种族主义通常指基于种族的偏见、暴力、歧视与迫害，是当今世界的一颗毒瘤。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华人长期成为种族主义的牺牲品。例如，所谓“黄祸论”本质上就是种族主义论调。“大翻译运动”的参与者声称反种族主义，却在网络帖文与评论中大肆使用“支那人”“屠支”“支蛆”“支畜”等带有明显种族主义色彩的歧视用语。

事实上，“大翻译运动”参与者津津乐道的成果也多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例如，针对“接收、进口、收留乌克兰美女”等极端言论进行的翻译活动之所以获得较高关注，核心就是利用种族主义情绪，通过对乌克兰女性的二次消费，不仅制造民间的对立情绪，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散播所谓“华人缺乏同情心”“华人低俗”等负面印象，进而推动“仇华”“反华”等种族主义论调的传播。从实际效果看，这种翻译活动不仅助推了种族主义言论的传播，而且还激化了种族主义倾向的行动。借用中国互联网上的一句流行语“不看广告，看疗效”，从“大翻译运动”的效果来看，虽然它打着追求自由民主的幌子，实质却是消费、煽动部分网民的种族主义。因为他们故意忽略了一个基本常识，即人类社会真正的敌人是仇恨、是歧视，而不是华人。

互联网的发展降低了草根群体的发言门槛，由此也大大提升了部分极端主义言论的可见性与传播力。因此，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互联网上都出现歧视、仇恨言论剧增的现象。一些网民在非理性情绪的鼓动下，用二元对立的简单逻辑来解释复杂的政治问题、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到处制造并寻找敌人，裹挟着一股乖戾之气，让互联网也成为谬论的集散地。“大翻译运动”正是利用这个现状，用吹泡泡的方式，将互联网角落里的一些隐匿言论显性化、扩大化，将个别群体的言论政治化、种族主义化，把互联网由文明互通互鉴的对话平台变成播散仇恨与歧视的平台。因此，所谓“大翻译运动”其实是背离翻译活动价值旨归的“歪翻译运动”。一些组织机构或个人秉承立场政治的原则，认为“大翻译”创新了反华的新策略，意欲将之打造为反华势力的新引擎，却对其真正危害视而不见，极有可能遭致反噬。不过，这也提醒我们，通过国际协作，加强对仇恨、歧视言论与虚假信息的治理，理应成为未来互联网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作者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