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不满之夏”背后的西方制度性危机

本周，西方国家领导人忙着连轴开会，G7峰会和北约峰会相继召开，讨论当下的俄乌冲突。与此同时，多国通胀水平居高不下，欧洲民众不满能源、粮食等基础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开始向政府施压，英国、法国等多国工会组织举行抗议活动，“不满之夏”正在蔓延。

很显然，西方政客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利益诉求存在巨大差异，其背后是通胀不断高企和经济增长日渐低迷的现实，更是一种战争综合疲劳症的显现。以至于很多经济学家都在担心，西方很有可能重现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并引发更严重的社会后果。

所谓滞胀，就是物价上涨，但经济停滞不前。一般认为造成滞胀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供给不足导致产能减少，如油价上涨使生产成本及商品价格上升，导致经济放缓；另一个是经济政策不当，例如货币供应量过度增长。目前，美国和欧元区的通胀都已超过8%，英国通胀甚至超过9%，且在短期内仍看不到回落迹象。根据世界银行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1年的5.7%下降至2022年的2.9%，远低于今年1月预计的4.1%，其中，美国2022年经济将增长2.5%，2023年为2.4%，欧元区2022年经济增长为2.5%，2023年为1.9%。但实际情况可能更糟。美国银行预计，从明年开始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可能性为40%，明年下半年增速将放缓至接近零，野村证券、德意志银行、摩根士丹利等多家金融机构也发出类似警告。欧元区财政部长会议负责人近期公开承认，欧元区经济存在衰退风险。也就是说，尽管欧美不大可能在今年直接进入衰退，但趋势难以逆转，未来存在陷入滞胀的可能。

因此，经济学家们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其可能带来的现实问题也并非表面上那么简单。首先，宏观政策调控恐将失灵。近期，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已经数次加息，欧元区也决定提前结束债券购买计划并进入加息通道，以期遏制快速增长的通胀。但问题是，当前的通胀属于成本推动型，也就是一般所说的输入型通胀，更多是因为当前产业链受阻以及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所带来的，能源和原材料的刚性需求很难因为货币供应量的减少而减少。同时，货币政策收紧将提升企业的融资成本，推高债务水平，进而降低政府财政刺激的效果，抑制新冠肺炎疫情后复苏艰难的经济。这就像是一个水龙头在加水，另一个则在放水。政府的宏观调控将陷入两难，压住通胀就会扼杀增长，保住增长就会推高通胀。

其次，社会分化将进一步加剧。国际救援组织乐施会近期的报告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平均每30小时新增一名身家超10亿美元的亿万富翁，而几乎每33小时就有近1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事实上，通胀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冲击效应存在巨大差异，尤其是粮食、能源价格暴涨，对普通民众影响极大，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可以预见，如果滞胀渐趋现实，经济问题将不断传导向社会层面，贫富对立加剧社会撕裂，民生问题很可能被放大为种族、民族、宗教等冲突。

再次，政治民粹化将进一步凸显。社会层面的变化必然会反映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最终反映到民众的投票选择上。就以法国刚结束的总统和议会选举为例，以往法国大选聚焦点主要是内政，选民更关心社会经济政策，但此次外交议题成为主导大选的重要因素。俄乌冲突加剧法国通胀，极大影响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因此成为各党派争执的主要问题。马克龙虽凭外交成果连任总统，但遭到来自极左翼梅朗雄和极右翼勒庞的强力挑战，并且在随后的议会选举中没能取得绝对多数。尤其是，相比2017年，俄乌冲突背景下的这次法国大选投票率更低，极左和极右势力占据半壁江山，传统的左右大党则惨淡收场，民粹主义再一轮兴起已是事实。这种政治对立标志着西方民主政治恐将进一步陷入制度性危机。

当下经济滞胀的风险正在迫近，西方政客们还忙着谋划地缘政治，鼓噪围堵中国。但民主制度的失灵、精英与民众的对立以及发展动力的缺失，尤其是当下的滞胀风险，归结到底是西方自身出了问题。政客们想通过简单粗暴地甩锅给中国，撇清自己的责任，但沉溺于新现实主义的陷阱终归于事无补。是到了理智面对现实的时候了，无论对哪国而言，搞好民生才是正道。（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