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隆：理性看待当前国际格局变与不变

已经持续超过4个月的俄乌冲突仍在演进发展之中。这场冲突以及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连续多轮制裁，早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而产生了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性的影响。在多种复杂因素交织下，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和治理格局的变与不变，引发越来越多关注。

第一，国际体系遭遇所谓“信任危机”，但对其改良完善的诉求依然强于破坏重构。在俄乌冲突持久化的冲击下，有关联合国“无用论”、国际法“失灵论”和多边主义“过时论”等论调甚嚣尘上。面对后冷战时期最大的地缘政治博弈，国际社会可能陷入缺乏体系与秩序共识的“大分裂”。与此同时，个别国家大肆推行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单方面定义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导致出现有关体系重构与秩序重塑的激烈辩论。

但需看到，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依然是绝大多数国家公认并接受的基本“游戏规则”，是维系世界和平与稳定、推动发展与合作的基石。所谓信任危机更多是“冷战回潮”式的昙花一现，不应低估现行国际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

第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但其核心动能和底层基础依旧强劲。俄乌冲突背景下的经济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趋势，极限制裁、长臂管辖等单边措施的滥用，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友岸化”“安全化”重构，普惠性红利的骤降和利益分配鸿沟的增加，导致世界经济复苏步履维艰，也引发有关全球化进入“完结篇”的自我否定。

但需看到，始于“地理大发现”时期的经济全球化先后经历殖民扩张、阵营对立和相互依存等历史阶段，虽在外部因素冲击下曾出现波动甚至陷入低谷，但纵深发展的主轴并未遭到破坏。只要生产力的解放与跃升、科技的迭代与革命等核心动能不变，尤其是构成全球经济发展半壁江山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坚持互惠互利、包容共享，经济全球化长周期的发展势头就不会逆转。

第三，国家间竞争的冲突性对抗性凸显，但理性思维和底线原则并未突破。在俄乌冲突的刺激下，部分国家的冷战思维、强权政治和霸权焦虑更为突出，利用“同盟体系”对他国进行围堵遏制、以军事手段解决安全关切的冲动显著加剧。例如，七国集团利用“惩俄孤俄”共识谋求在大国竞争中重整旗鼓；欧洲理事会“火速”赋予乌克兰欧盟成员候选国地位，凸显欧盟地缘政治功能的拓展；即将召开的北约峰会不但谋求实质性推进“北扩”，还将在“战略概念”中首次列入所谓“中国威胁”，通过与日韩澳新等亚太国家领导人的高层对话将“同盟安全”触角从大西洋板块伸向域外地区。在此背景下，处于大国博弈夹缝中的中小国家面临越来越大的选边站队压力。

但需看到，在国家间竞争不断突破现有形态的同时，主要大国依旧坚持避免直接军事冲突、不打核战争等底线原则，未放弃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化解冲突的选项，未完全切断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中对话和双边接触的渠道。法国总统马克龙有关不能羞辱俄罗斯、避免重蹈世界大战覆辙的表态，引发普遍的深思与共鸣。虽然中美俄欧等主要力量对于国家间竞争的价值取向、形态方式、规则标准存有不同认知，但依然坚持在激烈斗争、间歇管控、有限合作之间进行节奏切换。同时，“协同共治”的多极格局正在加速替代“一家独大”的单极世界，发展中国家依旧是推动多极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第四，全球安全议程对发展与治理议程形成“压制”，但各国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结构未变。当前，全球治理的和平赤字更为突出，一些国家对全球性议题的关注正被迫回归安全议程主导下的价值取向。对俄“金融核弹”式的制裁及“卢布结算令”的反制，增加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导致“超级通胀”。另外，维护能源安全的导向增加了全球气候议程和“零碳竞赛”阶段性目标的不确定性。国际核军控、裁军谈判和战略稳定对话因地缘冲突陷入僵局，各国在深海、外空、网络、极地等全球治理新疆域中的互动也面临停摆风险。

但需看到，各类危机不断显现的背后，恰恰表明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的结构难以打破。例如，美欧等国不断加码对俄单边制裁的同时，难逃制裁对自身的反噬。全球气候、生态、环境、资源等全球性挑战的紧迫程度，也不会因各国议程的间歇性调整而改变，破解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依然是全人类的紧迫任务。如何在全球治理的“失焦”和碎片化中重新凝聚共识，是各国的共同责任和集体议程。

总体而言，现行国际体系、全球化进程、国家间博弈和全球治理态势在多重挑战影响下呈现出“势变”特征，但维系其运行和发展的基石、动能和结构并未发生“质变”，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历史潮流没有发生逆转。而在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准确识变、从容应变、顺势谋变，则是防范化解外部风险，彰显时代担当的重要基础。（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