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翻译学的创新探索 重构知识地方性与翻译世界性

数字化时代，翻译在知识迁移、文化更新、社会变革中的中介性作用更加突出。由此，将翻译置于不同知识共同体的历史视野和格局下考察，科学分析不同语言面对不同知识的选择、加工、改造的实践和经验，探究跨语言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行为运动规律的一门新学科——知识翻译学，应运而生。知识翻译学从知识的理解、迁移和传播出发，重构了知识的地方性与翻译的世界性。

把握知识翻译学内涵

传统翻译学是理解翻译和实践翻译的认知工具，也是翻译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资源。但基于视角主义的翻译研究长期处于分而不合的状态，产生了各自封闭、彼此疏离的知识孤岛，既无法对复杂多变的翻译现象做出系统、周密和充分的解释，也无法对未来的翻译实践做出全面、理性和可靠的预测。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翻译理论在解释一些新兴翻译现象时已显得捉襟见肘。

作为一种全新的翻译学理论，知识翻译学以知识的翻译和翻译的知识为主要研究对象，对翻译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翻译是一种以符号转换为基础、以知识迁移为核心的社会实践。通过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翻译实现了知识(再)生产、话语重构和价值创造。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李瑞林表示，知识翻译学将知识论确立为自身的认识论基础，以人类认知普遍性和特殊性为切入点，以人类文明互联互通的历史为参照点，以人类的认知差异性和知识非对称性为问题域。在对照翻译既有的本体事实、逻辑事实和话语事实的基础上，知识翻译学将跨语言知识转移设定为翻译研究的元概念，以此联结传统翻译学的不同视角主义观念，重点关注人类知识转移的跨语言认知与实践过程及其固有价值，揭示地方知识国际化乃至世界化的一般机制和基本规律。

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覃江华表示，知识翻译学关注知识的创造、管理和转化过程。它打破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界限，超越了传统翻译研究内部与外部、历时与共时、规定与描写的二元对立。知识翻译学秉持一种建构主义的知识观，将文本的生成和演变与特定时空、特定群体的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结合起来，进而形成了更为系统、全面、深入的翻译认识。

与传统翻译学理论不同，知识翻译学从翻译自身的独立、自足以及自主性出发，进入翻译历史现场和现实的翻译实践中去考察，认为知识是翻译的本质属性，也是一切翻译行为的对象和结果。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杨枫表示，知识既是翻译的所有存在，又是翻译存在的目的；既是翻译的理论，又是翻译的方法。古今中外，没有不是知识的翻译实践和行为。人类翻译史就是知识翻译史，唯有知识是一切翻译行为中每个元素都受其驱动的最基本原动力。因此，在知识翻译学的理论结构和分析框架上，翻译就是一个地方性知识的世界性认同问题，是基于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不同知识之间的主体性竞争过程与生成性话语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

翻译理论体系

知识翻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跨语言、跨文化知识转移一般规律和适用方法的一个新兴学科领域。李瑞林表示，从学科内部看，知识翻译学将看不见的实体“知识”前景化，确立了“知识”之于翻译系统的统摄地位。其将翻译视为人类知识的跨语言认知与再生产方式，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空间，有利于改变“稳定与不稳定、可预测与不可预测、已知与未知、确定与不确定”等诸多矛盾纠缠不清的学科状态，建立具有内部统一性和外部关联性的学科体系。从学科外部看，知识翻译学凸显了跨语言知识转移之于人类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改造作用，确立了知识互联互通对于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基础性地位，澄清了翻译赋能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元学科功能。

知识翻译学是新事物，要发展壮大，需要形成一整套自洽的概念术语和思想观念体系。覃江华认为，知识翻译学研究者需要系统梳理中西知识翻译史，为理论建构和转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同时，要建立相对稳定的学术交流与知识分享平台，开展有组织的研究，共同努力将知识翻译学打造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翻译理论体系。

在杨枫看来，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不是中国特殊翻译理论，它体现了中国学者、中国本土、中国立场、中国实践等特征，最终通过国际学术话语的使用进入世界学术体系，从而得到国际学术界认同。

知识翻译学是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李瑞林认为，知识翻译学不仅整体性地反思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而且观照人类知识互联互通的生活世界；既关注翻译的内在逻辑，又关注翻译的外在环境；既有中国立场，又有世界关怀，标志着翻译理论研究从边缘化、碎片化到中心化、系统化的一次重要转型，对构建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记者 卫思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