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帅：中国科技与国际共生而非“脱钩”

当前西方有一种舆论，认为中国在科技上过于强调独立自主，同其他国家已成“脱钩”之势。这种说法严重不符合事实。

原因有三点。一是“脱钩”意味着高校及科研机构不再进行国际合作，但是中国并没有。一方面，中国高校同国外高校保持着紧密的合作交流。例如，中国大学的医学院与海外大学及世界卫生组织保持着紧密合作，在公共卫生及全球防疫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分享科学数据和经验，积极应对全球疫情。另一方面，中国的科研机构同其他国家的科研机构持续进行科技合作。例如，上海交通大学与德国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合作，依托上海智能制造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成立上海交通大学弗劳恩霍夫协会智能制造项目中心，围绕智能制造和工业4.0前沿技术开展深入合作研究。

二是“脱钩”意味着科技企业不再进行跨国研发合作，但是中国并没有。一方面，中国企业持续在全球布局，将研发中心设在多个国家。例如，长安汽车在意大利都灵、日本横滨、英国伯明翰、美国底特律及硅谷，都建立了研发中心，形成了全球协同运作的格局。这不仅推动了其品牌研发理念的国际化，更提升了品牌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国外企业的研发中心在中国多地落地生根。截至2021年11月，上海拥有827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504家外资研发中心，以欧洲、美国和日本企业为主，主要集中于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汽车制造、智能制造等行业。

三是“脱钩”意味着脱离国际科技及学术圈，但是中国并没有。一方面，中国加入世界上多个科技组织。目前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参加的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超过200个。同时，中国还积极牵头成立国际科学组织，例如中科院成立“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科技组织参与度越来越高。电子工程专家龚克当选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WFEO）主席；半导体材料学专家王曦当选亚洲科学理事会（SCA）主席；电子学专家黄维当选亚太地区工程组织联合会（FEIAP）副主席；物理学家赵忠贤连任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WFSW）副主席。

事实上，中国不仅没有在科技上与国际“脱钩”，反而呈现出共生发展的良性模式。一是中国政府加强国际科技合作顶层设计，贡献中国方案。为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国际化形势与需求，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海外人才开放合作的政策措施与保障服务。例如，科技部发布《关于推进外籍科学家深入参与国家科技计划的指导意见》，邀请外籍科学家参与国家科技计划战略研究和任务布局等顶层设计，推动外籍科学家参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工作，鼓励外籍科学家领衔和参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研究。

二是中国企业从全球雇用科技人才，贡献中国资源。为适应当地环境，中国企业在国外开设分公司一般会优先选择雇佣当地科学家或科技人才，此举为东道国提供了就业机会。例如，华为已在全球建立26个研发中心、36个联合创新中心，在法国、加拿大、日本、印度设立研究院，拥有数学家700多人、物理学家900多人、化学家100多人，其中外国科学家占比为20%-30%，大约是400-600人左右。

三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国际合作，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同包括欧盟、俄罗斯、“一带一路”沿线众多国家和地区保持长期科研合作。例如，中国是欧盟科研创新资助计划“地平线2020计划”的第一大合作伙伴，重点在农业与生物、能源、信息通信、纳米、太空和极地研究等领域展开合作，包括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多所高校都加入了这一计划。

因此，当前中国同世界各国在科技上呈现出共生形态，具体表现为合作程度越来越紧密，合作方式越来越多元。“中国天眼”射电望远镜已向来自全球14个国家27个科学项目开放；中国新冠疫苗已向20多个国家转让技术并合作生产，在海外形成了10亿剂的年产能；中国空间站已经确定了20个左右的合作国家，正在组织实施同联合国外空司合作的首批国际合作项目。事实表明，中国不仅愿意参与国际科技合作，而且欢迎世界各国参与中国的科技事业，共享科技成果，造福全球人类。

西方散播中国“脱钩”，是从意识形态出发进行攻击。国际上一些有识之士早已看出端倪。正如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发布的报告称，美中在科技上长期处于密不可分的状态，已构成一个庞大的科技网络，“脱钩”并重新构建新的科技网将导致危险和混乱。（作者是知名科技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