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英：新疆治理在不断创新中发展完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新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奋进，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繁荣社会、经济和文化，稳边固边。在70多年里，新疆走过历史的风雨，拥抱耀眼的彩虹，也始终思考如何让河山壮阔、人文独特的新疆明天更加美好。

新疆地处中国大西北，内外环境复杂。作为中国最大省区，新疆面积有166万多平方公里，周边毗邻蒙古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8个国家，边界线长达5600多公里。这些周边国家文化差异巨大，政治制度迥异，历来是世界政治的角逐场，传统安全始终影响中国新疆。就新疆内部而言，阿尔泰山、天山和喀喇昆仑山使新疆交通阻隔，沙漠与戈壁面积达71.6万多平方公里，传统的绿洲农业和高山游牧生产方式影响深远。新中国成立之时，新疆有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锡伯、回等13个民族，长期军阀割据使新疆政治制度破碎，盘根错节的外国势力侵蚀中国主权严重，教育和基础设施极为薄弱。此外，“东突”分裂主义及其衍化而来的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新疆稳定。可见，新疆治理任务艰巨，堪称是世界级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在新疆治理上勇于创新。在政治制度建设上，国家终结了新疆军阀割据、外国势力插足的历史，本着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友爱、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原则，于1955年将新疆省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同时新疆各重要少数民族均建立相应的区域民族自治，成为全国唯一拥有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三级自治制度的省区。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保障了各民族的政治平等。同时，为适应新疆社会稳定、边防安全和发展生产的需要，新疆继承历史上西域屯垦传统，建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代新疆历史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适合新疆的创新体制。

新的政治制度激发了各民族的热情和创造力，新疆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新疆国民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7.91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15983.65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达9568美元。新疆初步建成石油、化工、有色、钢铁、电力和煤炭等支柱产业体系；建成铁路（高速铁路）、公路（高速公路）和航空网络。新疆信息化、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新疆人口保持良好发展态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新疆总人口是478.36万人，维吾尔族人口为360.76万人；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新疆总人口为2585.23万人，维吾尔族人口1162.43万人。要强调的是，新疆依法维护社会稳定，确保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打击“三股势力”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国家和新疆依据治理实践的需要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依法打击“三股势力”，坚持把预防性反恐放在第一位。

中国长期实行支援新疆的政策，极大推动了新疆发展。2010年中央第一次新疆工作会议决定全国19省市对口支援新疆，聚焦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产业，扩大新疆、特别是南疆地区维吾尔族群众就近就业；内地援疆省市积极组织受援地人员到内地就业，建立电商平台推动新疆农产品内销，促进内地游客赴新疆旅游和开展新疆干部赴内地交流任职等。

保护新疆少数民族文化是新中国治疆的重要政策。20世纪50年代国家抽调专家抢救性录制维吾尔十二木卡姆。自20世纪60年代起，国家整理出版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等多种民间口头文学作品，编纂出版各民族音乐、舞蹈、戏曲等门类的十大艺术集成志书，颁布实施多部法规以保护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高度重视新疆文物保护，在新疆成立189个各级文物保护机构，建成文物保护网络；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古籍保护中心和古籍修复中心等专门机构，建立少数民族古籍特藏书库，广泛搜集、珍藏和保护古籍。目前新疆各民族主要使用10种语言和文字，国家在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依法保障各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新疆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前沿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承担着参与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任。新疆成为联系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乃至东欧的重要枢纽，将会对未来内陆亚洲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和牵引作用。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新疆不但很好地控制了疫情，而且还支援周边国家大量药品、食品和日用品，成为特殊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前沿。

综上所述，当代新疆治理是在吸收历代中央政府治疆经验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和完善的，其基本逻辑体现出中国依法治疆的法治理念，反映着人民至上的思想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