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波：美政客为何偏爱脸谱化表达

美国一些政客和媒体在涉及俄罗斯领导人的话题上屡屡失言，甚至称其为“杀手”“屠夫”。撇开内容的评价不言，这种脸谱化的表达方式，其实不仅是美国政客和媒体政治叙事的习惯与美国政治文化的传统，也是长期以来美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手段。

脸谱化的优点显而易见，就是能够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视觉符号迅速作出价值判断。在中国民间文学作品中，脸谱化因为有助于文化水平不高的老百姓对人物的理解而被广泛运用，忠奸好坏，善恶美丑，一目了然。但其不足也显而易见，脸谱化这种极致化的简单遮蔽了丰富性和复杂性，导致片面的形式化和定型化，而且脸谱化作为文艺创作中刻画人物的公式化倾向，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具有负面性。

不过，脸谱化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仍然得到了广泛运用，按照美式的价值原则提取相关概念和符号，通过政客、媒体和文艺作品等载体的传播进而导出对自身有利的价值判断，脸谱化逐渐成为美国实践其意识形态战略的重要工具。这一意识形态工具不仅在冷战时期与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对抗中得到广泛运用，而且冷战结束之后依然在场。如今，美方的脸谱化表达依然延续了这一工具的特有风格：一是居高临下的西方价值观优越感，二是相互冲突的双重价值标准。

从历史视角看，美国政治脸谱化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脸谱化打造的工艺水平也折射出美国意识形态工作体系的成熟与老到。脸谱化之所以收效不错，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美国民众的准确把握和积极适应。美国《新闻周刊》曾发文称，美国公民的无知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但不幸的是，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知识越来越漠不关心。对于多数美国人来说，别说国际大事，就是对于国内新闻也没有较强的了解意愿，由于只关心自己身边的事情，日积月累，美国公民常识匮乏的问题日益严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1963年写的《美国的反智主义》一书中定义了“反智主义”：“我所指称的反智主义，融合了多种态度和思想，是对思维生活及其代表人物的抵触和质疑、经常性地贬损其价值的倾向。”作者还指出，美国一系列的社会现实说明，反智主义的强度是周期性的，它仍根深蒂固地在美国社会存在着。从美国大选到疫情应对，两年来反智主义的表演强力佐证了这一论点。

究其原因，有人试图从美国政治体系的复杂性作出解释，有人则将之归为教育体系的分散性，认为美国的教育大部分是由各州负责的，而“更为集中管理的课程大纲才能强化国民的常识”。比较而言，从经济角度的分析显然更具内在性。

有学者撰文指出，在美国人眼里，国内市场经济的开发和维护永远是第一位的，无需关心外部环境和变化。美国的电视节目是以市场导向为驱动的，因此对公共事务和国际新闻关注较少，难以促进公众对这些知识的了解。很显然，无论是反智主义还是脸谱化，资本逻辑才是最深刻的原因，美国民意的生产机制，始终是受制并服务于资本逻辑的。与其说脸谱化是对反智主义的适应，倒不如说脸谱化是生成反智主义的工具，反过来，反智主义也助力脸谱化大行其道，两者之间形成所谓的“良性循环”。然而，这种所谓“良性循环”的后果却是恶性的，资本逻辑对文化逻辑的作用在制造出满足自己需要的美国民意的同时，也制造出一种自我否定的趋势，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哈克指出的，“问题并不在于过去的美国人知道得比现在的美国人多，而在于一个无知的社会最终会影响美国的未来。”

对于美式的这种脸谱化叙事，欧洲领导人普遍选择了“保持距离”，除了冷战已经结束30余年这一时代条件的变化之外，还有对自身所处方位的判断。法国总统马克龙曾说过“我们欧洲人不应该忘记自己的地理和历史”，就蕴含这两个方面相统一的考量。另一个原因在于，尽管欧洲与美国在价值观上具有根本一致性，但美国的双标策略凸显出的实用主义色彩，无疑强化了欧洲保持自主性的意识。马克龙曾直言不讳地说，只有欧洲在防卫、科技等方面拥有自主性，美国才会尊重欧洲。与美国式的“简单”相比，欧洲从来都显得“丰富”一些。马克龙的这一表态客观上也包含着对美国政客脸谱化表达的批判，因为脸谱化在迅速赢得立场的同时，必然也迅速堵塞了思想。而立场一旦离开思想，就一定会让自己出丑。（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