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成昊 王叶湑：“去中国化”的供应链同盟搞不起来

美国总统拜登昨天下午抵达任内首次亚洲之行的第二站日本。除了传统的军事安全议题，外界普遍关注他将在访日期间宣布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尤其是美方借此针对中国组建供应链同盟的一系列动作。

从策略上看，美国正试图以“东西双线并举”强化同盟及伙伴体系，布局构建“去中国化”的全球供应链。西线主要以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为牵引。在该委员会刚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双方公布了在高科技供应链、人工智能和国际工业标准等10个领域更好地协调政策和工作的倡议。其中聚焦半导体、稀土、太阳能产业的合作，都有推动减少对中国产业链依赖的考虑。

东线显然就是试图以“印太经济框架”为引领。这一“框架”的具体内容前后曾发生变化，但所谓“增强供应链韧性”一直居于核心位置，被美国视为加强在“印太”地区存在的重要抓手。

美国还将经济安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三者挂钩，作为增加同盟团结、强化对华竞争的重要手段。“供应链韧性”恰是能够体现这一混合手法的重要领域。此次访韩期间，拜登将美韩供应链安全合作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声称只有确保供应链才能避免在经济和国家安全方面依赖价值观不同的国家，针对中国的意涵不言自明。

从“印太战略”层面看，美国清楚地区大多数国家对卷入大国竞争保持警惕，因此一方面选择通过“印太经济框架”补齐“印太战略”经济短板，降低各国对美国在地区重军事轻经济的顾虑，另一方面则试图从供应链这一争议更小的领域入手，降低地区国家加入美国阵营的门槛和戒备。

推动供应链同盟也有源自美国国内需求的考虑。供应链问题是美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长期难题，拜登执政以来在国内推行了一系列加强“供应链韧性”的政策，包括早在2021年2月就发布的“供应链行政令”。新冠肺炎疫情延宕反复、俄乌危机骤然升级也给美国脆弱的供应链增添重重压力，美国国内一度出现港口运力不足、多种物资短缺的供应链危机。近期，美国通货膨胀率攀升至40年以来的新高，经济形势依然严峻。除继续支持制造业向美国国内回流，拜登政府希望借力盟友伙伴以弥补美国自身供应不足，力求海外供应链的“绝对安全”。

在供应链方面，日韩与美合作已有基础。美国也将日韩作为“印太”枢纽性盟友，希望将与日韩合作打造成“印太经济框架”的样板。其中，数字、半导体和电池制造等是美国重点关注的领域。美国之前已与日本签订数字贸易协定，韩国也期待在“印太经济框架”下与美国就数字合作达成协议。为使美国受益于韩国的芯片制造能力以及日本芯片设备与材料供应能力，拜登政府不仅向日韩提议组建“芯片四方联盟”，还将三星半导体工厂作为访韩行程首站。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持续的影响，“增强供应链韧性”确实也是地区国家的普遍诉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全盘接受美国以“印太经济框架”为依托而大力推广的供应链同盟战略。尤其是，这一框架根本无法满足地区国家长期追求的关税优惠和市场准入扩大。无论拜登政府如何强调对盟友和伙伴的所谓“重视”，这一点仍折射出美国经济政策中的保护主义底色。

更何况，地区大多数国家不希望为美国对华供应链脱钩埋单，不愿供应链问题被意识形态化和泛安全化，而是希望组建更加自主、开放、多元和包容的供应链体系。这既是各国自身与中国相互依赖这一经济逻辑所决定的，也是它们不想就此被纳入美国对华“大国竞争”的战略逻辑所决定的。美国具有明显排华目标的供应链重塑，只会打破地区已有的供应链网络。中国是日韩以及东盟各国的重要经贸伙伴，地区国家的利益已经深嵌在既有网络之中，没有理由从原有合作中撤出，做出“二选一”的抉择。

这也是为什么“印太经济框架”无法采取贸易协定模式，而是采取“一国一策”的菜单式参与形式，允许相关国家在所谓“公平且强韧的贸易”、“增强供应链韧性”、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和脱碳等模块选择其一加入。相比《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种相对松散和自由的参与模式表现出了美国的无力，也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尽管“印太经济框架”能够因此在美国国内绕开复杂的国会批准程序，但其约束力和持久性也将大大削弱。一旦2024年未能赢得连任，“印太经济框架”是否会跟民主党政府一起离开白宫，也未可知。这些不确定性同样会削弱其对地区国家的吸引力，更会影响之后的落实环节。

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也好供应链战略也罢，都是以多边之名行排他之实。当前形势下，世界经济已经面临重重挑战，亟需各方通力协作、共克时艰。但美国却仍故意贩卖对华“大国竞争”的焦虑，执意推行逆全球化潮流的所谓“倡议”，打造“脱钩”“断链”的小圈子，这既无益于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不利于世界经济秩序的稳定。（作者分别是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者、“美欧研究项目”青年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