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春豪：新德里应警惕美西方的“特别包容”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西方在国际上掀起“反俄总动员”，试图在舆论、外交、经济等诸多领域对俄罗斯进行全面孤立。但事与愿违的是，包括中国、印度、南非、巴西等大国以及中东、非洲、南亚、东南亚等地区多数国家，并未选边站队，没有支持美国和北约火上浇油的做法，而是呼吁冲突各方尽快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冲突。
在这些国家中，印度的态度颇为引人关注。一方面，印度与俄罗斯是“特殊和尊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印度没因乌克兰危机而谴责甚至放弃俄罗斯。另一方面，印度与美国的战略合作不断深化，美国将印度视为“民主大家庭”的一员，是所谓“志同道合者”和“净安全提供者”，希望印度能与“民主阵营”站在一起，谴责乃至制裁俄罗斯。
从目前态势看，美国显然打错了算盘。虽然美国及其盟友多次高调施压印度，但印度不为所动，在反对冲突、呼吁和平解决的同时拒绝点名批评俄罗斯，在美国主导发起的联合国多次涉俄乌局势表决中都投了弃权票。印度甚至通过与俄罗斯重启卢比-卢布结算机制、扩大俄原油进口等，减轻俄乌冲突对自身经济的冲击。用印度外长苏杰生的话说，印度不是“西方‘苍白的仿制品’”，也反对西方国家给印度从俄罗斯进口原油“贴上政治标签”。
导致印度采取上述政策的因素很多，既有对与俄罗斯历史情谊和现实利益的考虑，也有对美国“拉印制华”总基调的判断，还有对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重新反思。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印度战略界对其外交政策走向进行了激烈而焦虑的辩论，主流观点是随着美俄对抗的不可调和，印度在美俄之间“走钢丝”的难度日益增大。对于出路，其中很重要的一派观点，就是要以国家利益为准绳，坚持独立自主、避免选边站队。现在看来，印度政府也基本采取了这一政策。
独立自主是印度对外政策的历史教训。1947年印度独立时，美苏冷战序幕已然拉开。当时的印度支持亚非拉地区的反帝反殖民族独立运动，反对美苏冷战，“不结盟”一词最早就是印度总理尼赫鲁1954年提出的。1956年，印度总理尼赫鲁与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埃及总统纳赛尔共同提出不结盟的主张；1961年，印度是首届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的五个发起国之一。显然，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领头羊。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际局势演变，印度倒向苏联的势头日益明显，两国最终于1971年签署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这明显偏离了不结盟政策，也为印度在苏联解体后遭遇困局埋下隐患。
苏联解体使印度失去外部援助，一度陷入外交孤立和经济危机。此后，印度重新调整对外政策，采取更加均衡的大国外交、更加开放的经济改革，并逐步发展成为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回顾这段历史，虽然印度并未严格遵守不结盟政策，但“不结盟”始终是指导印度对外政策的根本性指针，而偏离不结盟政策也曾给印度造成严重后果。
独立自主是印度对外政策的现实启迪。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后，对不结盟运动的重视程度下降，对外政策“选边”色彩日益强烈，有官员甚至表示“国际环境有时需要我们选边站”。所以，过去几年，虽然印度政府仍用“战略自主”来强调对外政策的自主性，但其“西倾”态势日益明显，被普遍认为是以“议题式结盟”取代了之前的不结盟政策。这种变化给印度带来短期利益的同时也埋下长期隐患，比如印度“借美抗华”的政策造成中印关系的被动、俄印对“印太战略”的分歧也给双边关系带来杂音。
如果说2021年的阿富汗变局使印度开始认识到“美国优先”与“印度优先”的矛盾，2022年的俄乌冲突则更应该让印度认识到放弃独立自主外交的危害。北约东扩加剧俄罗斯的安全威胁，而乌克兰倒向北约的做法无异于引火烧身。对于印度来说，这个教训也敲响了选边站队的警钟。此外，美国主导的罔顾国际规则、罔顾市场准则、罔顾外溢影响的对俄经济制裁，包括将俄罗斯剔除出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也让印度认识到美国主导的现存秩序的脆弱性和不可靠。
独立自主更应是印度对外政策的长久之策。3月底以来，印度政府外交日程异常密集，光是总理莫迪就通过接待来访、出访和线上多种途径，先后与日本、澳大利亚、美国、法国、德国等国领导人及欧盟委员会主席会晤，还将在几天后前往日本参加“四边安全对话”峰会。印度外交近段时间的“八面玲珑”表明，美西方对印度在俄乌冲突中的表现给予了“特别的包容”，施压手法逐渐从“高调喊话”转向“拉拢与施压并举”。比如，美日英澳等国都表示要加强与印度的国防合作、支持印度发展本国国防工业，其用意是希望印度降低对俄武器进口依赖。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印度需要警惕的是，这种“包容”很可能是“温水煮青蛙”，使印度逐渐被绑上美国的战略轨道。而一旦被绑上美国战略轨道，印度也就失去了跟美国“讨价还价”的底气，失去在国际上左右逢源的资本。
独立自主是大国外交的标配。印度有着独立自主的外交传统，有着不同于美西方的国家利益，有着成为全球领导性力量的大国雄心，因而也理应毫不迟疑地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方针。（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