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恐俄症”让欧洲进退失据

俄乌冲突持续到现在，以欧盟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不仅基本上都选择站在美国一边，而且也真是豁了出去：不仅为乌克兰提供装备和资金，还配合美国对俄罗斯进行大规模制裁，为此不惜赔上能源供应无法安全和疫后经济难以复苏的巨大代价。在这笔“美国获益、欧洲赔本”的“战争经”中，外界都为欧洲深感不值。除了在安全上被美国牵着鼻子走而难以自主外，对俄罗斯战略意图、行为方式和“历史惯性”的“深度恐惧”导致欧洲这一轮“恐俄症”集中爆发，是支撑欧洲宁愿赔本也要硬抗的主要原因。

这场“发生在家门口的战争”让欧洲缺乏战略纵深、各国“唇亡齿寒”的现实暴露无遗，在面对幅员辽阔的俄罗斯时尤其如此。乌克兰与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四个欧盟国家接壤，隔黑海与保加利亚相望，俄乌开战立刻就让这些国家成了“前线”。利沃夫附近遭到俄军攻击的军事设施距离乌波边境仅数十公里，立刻就让欧洲有了“战事升级”的危机感，一旦战事扩大至乌克兰全境，这些国家被战火波及的风险也将直线上升。在对俄罗斯意图缺乏清晰判断、战火可能延烧不断的不确定前景下，欧洲国家其实更有要将乌克兰作为与俄罗斯之间“缓冲区”的迫切需求，未来的俄乌边界线划在何处可以成为衡量欧洲“恐俄症”轻重的一个尺度。

俄乌冲突宣告欧洲长期以来对俄政策体系的失败，是导致“恐俄症”爆发的深层次原因。冷战结束以来，欧盟试图通过经济改造、政治影响和制度输出来解决“俄罗斯问题”，并借此在欧洲大陆确立主导地位。尽管双方曾有过短暂的“蜜月期”，但自从普京总统执政以来，无论是其内政变化还是对外政策都让欧洲有了与俄罗斯渐行渐远的感受。尤其是在本世纪初欧俄“现代化伙伴关系计划”昙花一现后，欧盟转而通过推进其“东部伙伴关系”来对俄罗斯周边国家施加影响，但最终以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收场，欧洲的对俄政策实质上已濒于失败。在惯用的政策工具失灵、对俄罗斯采取军事手段的强硬反推又无所适从的情况下，欧洲的政策焦虑就很自然地爆发为“恐俄症”，而且对俄罗斯“不守规则、不近人情”的情绪还可以部分转移掉对自身政策的反省和批判。

如果再深究下去，欧洲“恐俄症”的爆发是将眼前的俄乌冲突和某种被认定的俄罗斯“历史惯性”做了异常强烈的联系。“帝国扩张基因”成为欧洲国家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目标解读为要“复兴俄罗斯帝国”的主要依据，俄罗斯意图“依靠武力重划欧洲地缘版图”的恐慌情绪不胫而走，尤其在与其历史渊源颇深的波罗的海国家呈直线上升状态。欧俄之间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立被进一步联想并塑造成“现代与历史”“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对抗和冲突，无论从感情还是理智出发，欧洲对俄罗斯的心态都会被“即将坠入历史和野蛮”状态的恐惧感所占据。因此，欧洲“恐惧症”的对象与其说是现时的俄罗斯，不如说是征战杀伐不断的自身历史记忆。

在被“恐俄症”主导的心理状态下，欧洲还很难冷静下来去思考这种症状的真正根源。欧洲国家对于俄罗斯在地理距离和战略纵深上的安全关切，反映出欧俄在国家规模、综合实力上出现的小与大、众与寡之间的错综复杂矛盾，但这些矛盾并不必然导致双方的直接冲突和对抗，更密切的政治沟通、更持续的外交努力和更平衡的安全结构完全可以将欧俄之间似乎天然的地缘矛盾塑造成良性的共处状态。更重要的是，如果欧洲能够对彼此发展路径的多样性多些包容、对“输出自身民主制度”的冲动多些克制，也能在为俄罗斯留出更多经济发展空间的同时为自己腾挪出更多的安全空间。

俄乌冲突导致欧洲二战后孜孜以求的“和平”理想破灭，宣告欧洲在冷战结束后对俄政策体系的失败，并以复活历史记忆的方式激发出了“恐俄症”，但它也可以成为欧洲开始认真去寻找病根、寻医问诊并对症下药的起点。（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