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新：认识人口问题，需要有足够超前性

人口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性，生育、死亡和迁移变量一旦确定，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就会沿着既定的轨道前行，这是人口规律呈现的必然和大趋势，难以更改。

从人口自然变动观察，我国死亡率率先下降，自新中国成立时的20‰快速降至上世纪70年代中期7‰左右的低水平，并一直保持稳定，2021年为7.18‰。出生率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30‰以上开始稳步下降，1991年降到20‰以下，1999年降至15‰以下，2020年只有8.52‰，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跌破10‰，2021年进一步降至7.52‰，与死亡率相抵，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自然增加人口只有48万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三年困难”时期1960年外的次低水平。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实质性进入零人口增长阶段，出生率与死亡率交叉即将发生，人口负增长“拐点”紧随将至。按照已经实现人口负增长国家的经验，人口负增长“拐点”是一个时间段，并非一个具体时点。

人口负增长具有阶段性和年龄传导性。出生人口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负增长，乡村人口1996年开始负增长，0-14岁少年儿童2005年前后开始负增长，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2012年开始负增长，总人口的负增长即将开始，最终，老年人口将在本世纪中叶开始负增长。在低死亡率和长寿化基本稳定的基础上，低生育率和少子化是导致人口规模负增长与人口结构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所以，人口数量负增长与人口结构老龄化相随相伴成为长期低生育率的必然结果。

人口事件是长周期事件，人口现象演变为人口问题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一旦人口问题显现往往已经错过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因此，对人口趋势的认识一定要有远见，对问题的预警和解决方案要有足够的提前量。

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如果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人口负增长就将一直持续下去。我国经历少生孩子或独生子女生育状况的第一代人已经开始变老，更年轻一代或二代是在少生孩子的文化熏陶和行为范式下长大，处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物质生活更加丰富，受教育程度和就业机会相应提高的环境中，生育意愿被有效抑制，形成自发的低生育愿望和行为。一旦少生孩子成为新生代的生育价值观的主流，我国的生育率水平短期内几乎无望回升到更替水平以上。

第一，近些年大型的生育意愿的调查结果均指向更替水平以下。如，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孩子数，2017年为1.76，2019年为1.73，2021年为1.64，调查时间越靠近现在，居民的生育意愿越低；越年轻的出生队列，其平均生育意愿越低。而且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越来越趋同。

第二，国际经验也提供了佐证，过去40年我国在成功达成“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基本国策目标的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努力提升本国的生育率水平，在付出高昂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后发现，它们的生育率几乎没有明显回弹，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生育率升至更替水平以上，这是值得我国深思和借鉴的经验。

人口负增长是长期低生育率水平的必然结果，是一种人口现象，本身并不是问题。只有人口负增长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要素不相匹配、关系失调、相互矛盾时才转化为经济社会问题。辩证认识人口负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既要避免人口决定论，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一概归咎于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动；也要避免完全脱离人口变动去讨论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虚无主义。

当然，人口负增长本身在一定程度和时期内不是问题，并不代表永远不是问题。在人口负增长的过程中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在人口正增长时期形成的固有模式的惯性延续，以及认识和适应人口负增长采取行动的滞后性，必然会造成人口与经济社会之间的矛盾和问题。所以，要提高认识，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思维模式，既然人口负增长的趋势短期内无法改变，甚至长周期存在，那就需要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条件、政策制定、道路选择、模式方法等要素进行调整和改革，逐渐适应人口负增长的变动，充分利用人口负增长带来的机遇。

总之，我国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大和经济实力有限是基本国情，一旦遭遇长期低生育水平或超低生育水平所导致的问题，人口与经济社会问题表现的程度和复杂性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适应和应对难度会更加严峻，对此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觉。（作者是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