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激进运动凸显西方社会焦虑
三名环保抗议人士攻击荷兰绘画大师韦梅尔名作《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荷兰法院近日判处其中两人有期徒刑2个月，因为他们的抗议行为“超过了可接受的程度”。这些年来，包括环保主义在内的“新社会运动”早已为西方主流社会所吸纳，然而近期，新社会运动人士与官方有重回摩擦对立状态的趋势，反映出当下西方社会在变局之下的焦灼。
上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发展进入一段不寻常时期，西方国家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掀起反战运动、女权运动、反核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生态运动等浪潮。当时这一类运动还没有成为社会主流，一般公众对于相关理念了解有限，西方相对保守的主流媒体对这些理念也往往刻意地加以消音。在运动能见度与影响力都还亟待扩大时，利用激进的方式制造影响，冲撞忽视这些诉求的西方社会主流，是当时新社会运动人士所采取的一种重要策略和行动方式。其中一些十分激进的主张，显然并不具备现实的可操作性，有些深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诸如“绿色无政府主义”等。他们往往用公开威胁的方式来制造耸动性事件，戏剧化地冲击社会的某些方面，逾越主流社会的界限，但由于事先张扬和广泛宣传，因此破坏性并不强，只是方式出格、出圈，能得到更多主流媒体的关注。在避免真正的社会危险同时，他们强势宣传自身理念，争取将这些理念主流化，由此形成了新社会运动与媒体及公众之间的复杂关系。
这些年来，环保等理念在西方社会已成主流，激进的运动方式也逐渐式微，诸如“环保少女”之类的人物一时成为主流媒体争相追捧的对象，绿党等政治组织也已是欧洲政治中的主流力量之一，具有广泛影响力。当年属于激进环保主义的一些主张已被吸纳到社会主流之中，导致这些激进运动虽然还存在，但其影响力却在减弱，被边缘化，难以再激起社会的关切。
但当下的全球变局却在改变这一趋势，能源危机使得过去被视为“常识”的一些理念遇到了现实问题。现实状况比起理念对于人的影响更大，传统能源的回归成为西方社会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选择，普通人的意识和观念也发生了某些变化。激进环保行动的活跃，其实是一种对于现实状况焦灼感的体现。由于担心主流社会改变其能源政策，担心公众情绪和舆论转向，激进环保行动试图再度通过当年的方式引起主流社会关注。
激进作风在某种程度上的“复归”反映出，激进环保主义实际上并没有有效的方式和解决方案来对现实的能源问题做出回应，反而展现出某种破坏性，这对于有效的环保行动等也是存在消极影响的。它所采用的这些耸动手法，与现实中的环保努力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也无助于推广真正有效、具体、积极的环保策略，这值得人们关切和思考。（作者是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