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喆：应对全球通胀危机需综合施策

自去年起，通货膨胀就成为全球经济讨论中的高频“热词”。从一开始各金融机构宣称通胀“没有到来”，到认为通胀出现“只是暂时情况”，如今变成各相关指数创几十年来新高，这一切在短短几个月内发生，给全球经济带来恐慌情绪。

从数据上看，今年2月各国的通货膨胀率还未来得及体现俄乌冲突的影响，3月相关数据必然高企。接下来，无论俄乌冲突是否会很快结束，又或者欧洲的能源政策是否将发生转向，短期内全球的通胀高位趋势都不会改变。

今年对于美欧各国而言非常重要，多国正在进行大选或换届准备，通货膨胀是民众最关心的民生话题，势必也将成为大选中的重要话题。美国总统拜登称将首要关注通货膨胀，今年美联储已经有了极其明确的缩表表达，下一步美国可能将大幅且快速加息。在法国等欧洲国家，食品、能源价格上涨导致抗议、罢工频发，欧洲央行预期年内也将宣布加息，然而欧洲经济复苏态势不如美国，而且欧洲地区受环保因素、地区冲突影响更大，因此通过一味加息，能不能降物价，会不会给经济带来更大“打击”，这些都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忧。

当前全球通胀的形成，主要有几个因素。第一，受疫情影响，以美国为首的多国政府实行货币财政政策大放水，造成需求旺盛和资产泡沫，这是需求型通货膨胀；第二，2021年多国因疫情因素出现劳动力不足，由此带来供应链不畅，导致商品成本升高，这是供给型通货膨胀；第三，俄乌冲突的爆发，俄乌作为能源、粮食出口“重镇”，导致全球能源与粮食供应紧张，这是突发情况造成的通货膨胀。此外，由于近些年欧洲较为激进的环保政策，加上全球气候灾害频发，这些都进一步推升了能源和粮食价格。可以说，当前的通货膨胀问题看上去是个经济问题，但其背后是全球近些年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叠加所致。

在当前形势下，我们特别需要警惕通货膨胀高企带来的一系列后果，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数十年来一直存在的全球性问题，包括贫富差距拉大、族群撕裂、逆全球化等。

从国家内部看，不同阶层的矛盾将愈发突出。在通货膨胀快速发生的背景下，不同阶层民众所受的影响不同。首先，物价上涨对最贫困人群影响最大，他们的支付能力可能难以维持基本生活保障。其次，中间阶层应对通胀风险的能力比想象的脆弱。最贫穷阶层能够得到政府补贴、减免和实物发放，而中间阶层往往靠劳动收益，其收入在通货膨胀形势下明显“缩水”，且难以享受补贴和减免政策，因而中间阶层的较低收入者更容易“降级”，出现“下流化”倾向。最后，社会富有阶层受通胀影响较小，而且由于其拥有更多证券、投资，其收益未必减少，社会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拉大。

从不同国家来看，欠发达国家应对通胀风险的能力弱于发达国家，这会进一步加剧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分化。从基础物资供应看，以粮食供应为例，虽然目前全球粮食的总生产、供给与需求量基本平衡，但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仍然存在明显不平衡。当前的通货膨胀和地区冲突已经导致一些产粮大国的“惜售”和富裕国家的“抢购”，这会给贫穷和缺粮地区带来更大压力。从政策空间看，美国及欧洲一些发达国家正在采取快速加息的方式应对通胀，而新兴市场及不发达地区受通胀影响更早，通胀率早已大大高于发达国家、也远高于预期，而且它们在连续加息后仍然处于高位难降的状态。

如何应对当前严峻的经济通胀形势，除了各国货币政策发力，恐怕还需要多面出击、多面协调、积极改革。在疫情应对上，各国需要更多的合作、沟通和共识，加大有效疫苗、有效治疗药物等临床测试和使用推进，要尽快实现全球物流链的正常化和通畅化。在地缘政治冲突上，各方更需要加强合作协调，积极劝和促谈，减少冲突外溢带来的负面影响。面对多发灾害，国家需要认真审视环保和能源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平衡点，摒弃一些激进观念和政策。同时各国也要更加关注国际和国内的阶层分化等问题。（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