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冬：消减涉华翻译“乱象”，从翻译外着力
互联网作为语言转译便利的平台，正在深刻改变着原来边界清晰的内外两个话语场的关系。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使得中国正在感受这种变化的冲击。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话语场中重要的话语供给者，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内话语场也成为国际社会更为重视的平台。借助不断发展的各种翻译软件、人数不断增多的翻译参与者，大量的热点议题、讨论活动、语言资料可以在国内和全球两个话语场之间快速地相互转移、转用并形成共振，极大丰富了两个话语场的内容，提升了国内话语场的国际影响力。
然而，在两个话语场互动的过程中，也产生诸多翻译“乱象”，比如翻译中语境缺失造成意思错位、意义流失；翻译中错置语境带来理解扭曲、表达误解等；甚至有意错译某些表达，人为嫁接组合，通过互联网快速传播，极化某些观点，夸大某些事件，制造情绪混乱，诱发敌意对立。中国一直在国际事务上坚持独立自主，强调中国特色的表达，反而在全球话语场中难成主流，深受“塑造对手”的斗争思维之害。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两个话语场的深入对接、日益融合，非但没有加深不同社会、文化、制度、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在众多国际议题上促进更广泛的共识，反而为“虚假信息”的制造和扩散提供条件，成为一些政治力量干扰他国国内舆论，丑化他国形象的新手段、新方式。
客观地说，翻译“乱象”只是表象，是百年来内外关系深刻调整在话语上的反映。翻译中的错讹，固然有译者的能力原因，甚至是某些组织、个人恶意而为，但是将其视为根本原因，则夸大了翻译在话语建构中的作用，容易将内外话语场关系的调整简单化，将某些行为“阴谋论化”。
从根本上说，翻译“乱象”反映了译者依托的话语体系是近代以来中国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被弱小化、他者化、异端化乃至丑化过程中形成的。这个过程累积起许多对中国不友好的词汇、过时刻板的表达以及猎奇性的描述等要素，这些话语要素深深隐藏在日常生活、媒体语言以及官方表达之中。即便是对当下中国的刻画、认识，也无法摆脱这些话语要素的约束，从而使中国的每一个行为、每一种言论，都可以被嵌套进弱小化、他者化、异端化或者丑化的形象中，进而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始终笼罩在陈旧过时的话语阴影之中。
在翻译“乱象”背后，我们还可以清晰看到四种塑造中国形象的机制：
第一种是日常认知的滞后化。相当数量的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认识在时间维度上还停留在冷战时期，甚至是明清时期；在空间维度上停留在广东福建，或者中国的某个地方、某类活动、某类食物等，因此，对于中国的认知是不完整的，缺乏更新的。扎辫子、磕头、裹脚、苦力、功夫等概念一直存在于西方日常词汇之中，就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种是制度的异端化。近代以来，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西方制度逐渐被构建成各国现代化追求或模仿的对象，成为衡量其他制度的唯一尺度。无论是中国的传统制度，还是当下制度，都在这把尺子的衡量下被归为异类，被视为改造或替代的对象。冷战的持续，将这种认识进一步固化，并派生出一套带有强烈价值指向的话语。无论中国的制度如何不断完善，治理绩效如何不断提升，都难逃价值先行的制度丑化。
第三种是文化的猎奇化。对非西方社会，西方一直存在着猎奇的心态，更关注那些与西方不同的东西，甚至是被非西方社会已经摒弃的事物。因此，在描绘非西方的话语中，更多的是差异性，而非共同性概念。能够得到西方社会关注的，也是一些不能代表社会主流的事物。这种猎奇的心态，实质上是将非西方社会视为异类的思维。
第四是媒体的夸大化。在全球话语场中，西方拥有着媒体霸权，垄断着媒体内容的供应。这些西方媒体对非西方社会的报道更关注负面化新闻，更重视非体制性现象，因此给本国受众提供的往往是与对象现实倒置的图景。借助互联网的支持，这些新闻报道强化了本国受众认知的滞后和偏颇，固化了对象的制度异端形象。
翻译是沟通的桥梁，但是翻译者不能决定翻译的内容，更不能在话语的真空中完成语言的转化。翻译是嵌套在现有话语体系中，深受文化制度制约的文化实践。因此，翻译“乱象”的消减，必须从翻译之外着力。处于全球无影灯下的中国，一言一行受到密切关注，而且因为国家影响力的提升会诱发意想不到的后果，尤其要有这样的认识。
首先，进一步发挥现有党和国家翻译机构的主体作用，增加对外翻译的数量，把握翻译的质量，不断推进重要政治、社会、文化概念、术语翻译的规范化、统一化，成为外语教学、翻译职业培训的遵循和指导。
其次，进一步增强全球话语场内容供给者意识，加强对外交流交往，不断将当代中国生动而丰富的实践推送到全球话语场中，为更多的国外受众提供切身感知中国的机会和条件。只有在广泛而深入的生活交往中，才能不断更新国际社会关于中国的词汇表。
第三，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的国际传播意识，破除国内各行各业自说自话，忽视国际反应的习惯。在这个时代，没有内外有别，不存在纯粹的闭门谈话，国内话语场上的任何一段言论都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国际影响。尊重他人，是提升话语号召力和感染力的根本。（作者是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