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振锋：信息平台是“舞台”，也是“战场”

围绕俄乌冲突，美、法等国驻华使馆甚至英国首相也在微博上动嘴动心思。社交媒体等新型信息平台的出现，越来越使得“寰球同此网络”。中国人希望在国际舞台上讲道理，也欢迎全世界来中国讲道理。

凭借技术进步，人类社会的舆论场是逐渐扩展的。在交通基本靠走、通信基本靠吼的时代，舆论场可能是有限的部落或村落。今天，全球网络空间的形成，让“天涯若比邻”成为现实，并在某种意义上形成实时互动、高度致密的全球舆论场。国家或地区内部的舆论空间依然存在，但已经在事实上成为全球统一舆论场的不同区域或角落。虽然也经常“小窗私聊”，但始终“在线”，随时汇入全球大讨论。

全球舆论场高度同步，甚至形成“统一市场”，当然是信息交流、意见沟通、思想传播的福音。但吊诡的是，用户生产信息时代，信息越来越发达，“真相”却越来越难获得。对于互联网信息巨头来说，几乎所有用户都是透明的，但巨头相对于用户却是模糊的。这就是单向信息透明，或者是单向的信息不对称。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算法推荐，社交媒体可以兴风作浪，影响一国政局，甚至兴国灭国。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以及“剑桥分析事件”就是典型。互联网无国界，平台却有祖国。在关键时候，平台巨头一“键”封喉，可以一次性让某个国家、区域或群体的成千上万人“失声”。这是信息时代舆论战的崭新形态，不掌握信息平台的国家，只能沦为砧板之肉。

一个有趣的问题产生了。一个人发言属于个人表达，十个人发言还是个人表达，但如果有成千上万人同时发言呢？这虽然还会关系到个人表达，但“量变”显然也带来了“质变”。由于从众心理和极化效应，社交媒体时代的“同温层效应”和“信息茧房”本就越发严重；如果利用信息技术同时操控成千上万的“发言”，这里的言论“表达”就更容易遭到“扭曲”。无论如何，成千上万人围绕某个议题、某个事件在某个时间段集中发声，“个人”色彩会变淡，而更趋向于言论竞争、舆论斗争甚至是某种“战争”的一部分。

舆论市场的全球化，信息平台的集中化，导致原本简单、个人化的“言论”复杂化。依靠平台技术监测和学术界研究，我们已经发现了很多舆论操纵的端倪。网络舆论场本身也变得复杂起来。专注恶意抹黑中国的“大翻译运动”，刻意选取简体中文互联网上的极少数极端言论、观点，以多语种在境外互联网进行图文并列的翻译，挑拨离间，持续煽动境外舆论对华负面情绪。有一些流量大V在疫情防控期间，专挑内地和香港涉及对方的极少数偏激言论搬运，煽动对立和仇恨，带节奏。这就导致舆论空间全球化不但无法促进相互了解、理解和团结，反而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候加深误解、仇恨和撕裂。

网络言论的猎奇、夸张可以理解，信息茧房和极化效应需要关注。但境内外网络舆论中刻意编造、扭曲、篡改、挑拨与仇视，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新问题。公民网络言论表达当然拥有法律上的自由，但也可能会附着更多社会性，甚至政治性的责任。如何更严格地监管抹黑与煽动言论，需要我们从观念和机制两个方面实现从工业时代到数字时代的突破。中国这样一个拥有自主信息平台的大国，在舆论全球化时代，对公共外交能力、全球话语权争夺、公民网络言论和国家监管水平的要求可能更高。

舆论全球化，社交媒体等数字信息平台的战略价值更加得到凸显。掌握平台才能拥有发声的“舞台”，掌握平台才能拥有触达全球的信息渠道。在依法严格监管的同时，以开明措施与宽容环境，不断做优、做强、做大本国数字信息平台，鼓励其走出去，成为服务全球网民信息需求的准公共品，事关新形势下国家力量的战略投射，也事关新变局下国家核心利益的有力维护。平台的根基在国家利益，但平台的成长有商业逻辑，在守住安全底线和法律底线的前提下，应该“天高任鸟飞”。

拥有平台，还要善用平台。全球数字信息平台是公共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平台要抓住舆论全球化机遇，为全世界提供服务，争夺全球网民，但也会面临世界不同地区多元的文化、信仰、生活方式以及政治法律环境，需要在复杂情况下保障网络舆论空间的合规和健康。网民既是网络信息和资讯的接受者，也是自媒体时代互联网信息的海量生产者，在环境日趋复杂、斗争日趋激烈的全球化舆论场中，如何在畅快表达的同时提升自己的数字素养和文明层次，并且练就火眼金睛，增强识别和应对特殊情况的能力，也是新时代对大国网民的新要求。

全球化的舆论空间绝不是净土，而是日益复杂、潜流涌动的“闹市”，甚至是各种话语争夺、利益博弈的“战场”。能否头脑清晰、心智坚定、识别真伪、明辨是非，做舆论全球化时代的“明白人”，并且以中国话讲出明白话，从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为国家赢得更有利的战略态势和空间，这是新形势下的新任务和新课题。（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