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提高生育意愿、降低养育成本，还须化解养育焦虑

两会期间，围绕应对生育率下降及人口老龄化问题，两会代表提出多项提案和建议，“三孩高考加分”“鼓励在校研究生结婚生育”“给予三孩家庭优先购房资格”“三孩免费上幼儿园”“允许30岁以上单身女性生育一胎”等纷纷冲上热搜，成为全社会关注焦点。近几年，多地出台实施延长产假、增加育儿假、设立生育补贴等措施，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2021年全国人口增长仅48万，意味着我国或将在2022年迎来总人口的“零增长”，并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从背景来看，人口老龄化是挑战，也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医疗康养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2020年全国人口年龄构成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3.5%，较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提高了4.63个百分点。2021年，全国人均寿命最高的前十个地区除了辽宁、吉林和海南外，其余均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人均预期寿命超80岁的前20个城市，除了武汉之外，其余均为东部沿海发达城市。人均寿命的提高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与经济持续繁荣发展紧密相关。建国初期我国人口平均寿命仅有35岁，到2021年全国人口平均寿命提高到77.3岁，这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伟大成就。随着医疗康养条件的不断提升，我国老龄化程度势必加深，须加快产业结构的规模化调整和配套建设的品质化提升，培育更大规模的康养、医疗及关联实体产业，深度挖掘老年劳动力市场，力争对经济持续发展形成利好效应。

从趋势来看，人口生育率和生育意愿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富裕程度的不断提高呈现降低趋势。如果说人口老龄化是挑战，那么少子化和低生育率才是根本问题。生育率伴随经济增长下降几乎是所有国家面临的问题。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水平，在一线城市更是呈现超低总和生育率，盖其原因包括了生育观念转变、初婚初育年龄推迟、养育成本增加等。少子化问题加之离婚率上升导致我国平均家庭户均人口由2010年的3.10人减至2.62人。考虑到我国城镇化率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率的进一步提高，一些潜在人口增长区域将随着人口空间结构的调整呈现更低的总和生育率。从世界经验来看，但凡经济越发达的国家，人口出生率越低，人们更加倾向于高品质生活和自身发展考虑。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发展，传统“养儿育女”观念正在发生显著改变，“养儿育女”不再是一个使命，也意味着人们要承担更大的生活压力。从日本、韩国等国进入少子化困境阶段后总和生育率长期低迷的现实来看，我国势必将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严峻压力。

从应对来看，提高生育意愿、降低养育成本的同时还须化解养育焦虑。人口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应对好老龄化挑战、解决好少子化问题。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目前各地政策来看，单项政策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且存在一定的未知因素，要以“一揽子”政策综合施策、全面应对。设立生育补贴、入学政策倾斜、延长生育假期等政策，将对提高生育率起到一定作用，但从根本上，还必须把握生育率降低的共性原因以及不同地区生育率下降的个性因素，找到问题的源头，延缓向深度老龄化社会的发展。随着多年房价的持续上涨，学区房稀缺和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不均的问题不断凸显，从国家到各地均采取了积极措施，但挑战依然严峻，“房住不炒”是关乎提高人口生育率的重大长期战略。日本、韩国属于“年轻时不努力向上，之后便难以挽回”的社会，代际发展忧虑和对高学历的过度追求是其与其他发达国家的显著区别，也是造成其年轻人集体“向下流动”的关键原因。必须注重教育焦虑对养育焦虑的传导影响，宣传引导全社会对下一代教育的正确认识，为人口发展和人才成长创造更多更大的公平空间。通过科学政策的综合实施，提高生育意愿，降低养育成本，化解养育焦虑，进而形成全社会生育行动。（作者是广西社会科学院经济发展与战略决策研究学部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