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伟健：美政治军事关系嬗变的危险倾向

美国务卿布林肯和防长奥斯汀25日访问基辅，宣布将向乌克兰及其他15个国家提供7.13亿美元，以满足这些国家的军事需求。这个表态与不久前美国防部召集八大军工企业讨论加大对乌武器援助联系在一起，再次让人回想起美国军工复合体“分赃”的一幕幕场景。

二战结束后，美国在自身实力超强的背景下提出“美国治下的和平”霸权构想，这部分体现在美国面对百废待兴的欧洲诸国时满满的优越感上。彼时的美国政府一方面借助“马歇尔计划”深度影响和重塑战后欧洲经济，另一方面借着冷战构建以北约为核心的庞大军事情报和安全体系，将整个西方世界笼罩在自己的核保护伞下，进而开启“永久的战争经济”大幕。

这里所说的“永久的战争经济”，意味着二战以后美军与美国工业、金融力量深度融合，同时通过“旋转门”实现精英间的自由流动并组成利益同盟。如果将二战后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景气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背后多少都与美军发动或引爆的局部战争有着一定关系。

21世纪以来美军频频发动或参与的战争更明显地具备经济目的，也折射出美国政治军事关系嬗变的一个危险倾向，即美军的“寡头普力夺化”。“普力夺”是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的一个概念，用于形容那种政治参与度高而制度化程度低的现象。深谙美国政治制衡之道的亨廷顿当时就已担心，美国控制军事权力的文官集团以及金融寡头可能会为权力扩张或垄断资本的利益而走向穷兵黩武。

换言之，一旦与工业或金融寡头的利益勾连变得异常复杂严密，美军作为一种实力超强但破坏力也超强的力量，就会变成悬在所有人头上的人权“达摩克利斯之剑”。

这首先表现在，美军的一些重大科研项目虽然客观上促进人类科研创新事业，但军方力量亲自下场与国家政治经济力量深度融合，恰恰开了美国产业经济军事寡头化的先河。近年来国内外都有学者研究发现，如果把创新活动区分为经典创新和非经典创新，那么市场经济行为往往能够催生大量非经典创新活动并通过商业化大量盈利，但对经典创新而言，这种市场方式效果并不显著。以美国1957年建立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为例，一些已经影响人类长达半个世纪的重大发明，比如计算机、互联网和多种生物基因工程成果等，都是该机构科研项目的产物。

对于这种军用科研事业催化、驱动民用科研企业的现象，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在《新工业国》一书中指出，当时美国的经济体系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1000家左右巨型跨国公司和数以百万计的中小企业。前者的治理机制是“计划体系”，运作模式类似于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指令型经济；后者的治理机制是“市场体系”，运作模式类似于依靠“无形之手”对资源进行配置的市场经济。对于美国的经济命脉和战略而言，前者显然是“基本盘”——军火巨头和金融寡头主要起用一批承载着“美国梦”的“白手套”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进行掌控，制造自由市场经济创业创新的表象并吸引世人向往。不难发现，这种经济形态及其塑造的政治制度，早已经与美国自我标榜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及其配套的民主制度有千差万别了。

其次，美军的创新能力不见得来自巨额投资和聪慧的头脑，不少时候也是挣脱人权道德伦理“枷锁”束缚的结果。鉴于美国建国以来一直保持那种不惮用“脏手”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传统，美军的科研优势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突破伦理底线的基础上，比如不惜一切代价获取人体实验数据。从“收编”纳粹德国生物战专家埃里希·特劳布和日本石井四郎“731”细菌战部队，到比基尼群岛核试验，再到诱骗原住民甚至普通美军士兵接受感染梅毒的人体试验，乃至当下俄乌危机中曝光的美军生物实验室有关“候鸟迁徙传播病毒”的档案，已经严重“普力夺化”的寡头们在把美军变成战争套利机器方面无所不用其极。

最后，美军不是一个孤立的军事系统，而是与美国产业金融、政治司法以及传媒情报等系统高度缠结在一起的庞大组织。作为美国全球霸权链条中的重要一环，美军一度拥有遍布全球的5000多座军事基地。到后冷战时代规模虽有收缩，但其作为全球性的军事存在仍然不可挑战。正是倚仗这个优势，美军不断发动或“拱火”战争，频繁践踏人类生存与发展这个最大的人权。

通过二战以来的历次战争或冲突，华尔街投机银行家们赚得盆满钵满。如今时过境迁，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和后冷战时代国际秩序多极化的深入，美军与寡头合作的套利效率明显在下降，并逐渐沦为对内“战争洗钱”的工具。持续20年的阿富汗战争，华盛顿一共花掉美国纳税人高达2.261万亿美元。拜登政府撤军阿富汗表面上是甩掉这个财政包袱，但俄乌战争爆发让不少人怀疑，美国军工复合体无非是换了个战场继续谋利。（作者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