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以史为鉴，理解今天的美中关系

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访华，如今迎来50周年，对于我们这些对美中关系糟糕现状感到沮丧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反思的机会，同时也可能是一个带来希望的机会。回顾过去50年的美中关系，会否对今天的美中关系有所启示？

中美之间出现历史性突破之前是20多年的敌意，两国完全是敌人。这一漫长过程的谷底是朝鲜战争，当时两军进行了激烈血腥的战斗，其中一些是肉搏。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些什么？我将提出一些原则，这些原则是长期以来改变美中关系、取得外交成果的基础和推动因素，并能为改变现在的美中关系提供新的思路。

首先，我们需要审视一下美中之间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这两个国家中日益扩大的多数群体，到底在想什么？情况并不乐观。我们目睹了双方感情的急剧降温，以至于对彼此的看法都几乎跌到了历史最低点。诸如美中在疫情防控合作这样本应优先考虑的问题，被敷衍了事。而像阴谋论这样本应被忽视的东西，却被推崇备至。可悲的是，在传统媒介和社交媒体的推动下，两国的竞争对抗色彩加重了。

恕我直言，大多数中国人认为，美国致力于“遏制”中国，阻止其崛起。他们说，这就是美国支持台湾的真正原因——不是把台湾当作民主典范，而是把其当作“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国可以用它来威胁中国大陆，同时保持中国分裂。他们看到美国建立各种联盟来包围中国:“四方安全对话”，“奥库斯”，美韩同盟等等。美国入侵中国的电脑，不停地派遣侦察机到中国海岸搞巡逻。美国在新疆、西藏煽动“极端主义、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在南海动用海军侵入中国主权领土；在香港煽动分裂和暴力，干涉中国内政；恶意将新冠疫情的源头归咎于中国；散布虚假谣言，诽谤中国；用国内法律在世界各地长臂管辖，损害中国利益；力图注入西方价值观来压制中国文化，侵蚀中国的独立和主权。

与此同时，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中国按自己的规则行事，利用政府补贴的“重商主义”经济体系获得不公平优势，并对迅速发展的国防进行现代化，以实现地缘政治野心，特别是建设一支蓝水海军。批评中国的人士声称，中国对外更加咄咄逼人，寻求领土扩张，派出“战狼”外交官。他们认为，中国市场几乎没有互惠性，媒体准入更是一点没有；中国窃取技术来促进经济发展；中国限制人权。中国被指控从事大规模的工业、商业以及国防领域的网络盗窃活动。批评中国的人士还指责“新疆发生种族灭绝”“香港新闻自由被剥夺”，中国大陆威胁台湾，以及支持俄罗斯威胁乌克兰。

我们已经进入了美中两国激烈无情的“斗争”时期，尽管我不愿称之为“意识形态斗争”。例如，对所有国家来说，主权和领土问题是外交政策的驱动因素，不管政治意识形态如何。民族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

我一直感到惊讶的是，聪明的人在冷静地看待他国的行为时，很容易看出被误导的民族主义，与此同时，面对本国相似的情绪中被误导的民族主义，他们却很容易被蒙蔽。这让我们回想起尼克松总统对中国的突破性访问，以及他与毛泽东主席的历史性会晤。下面是我们可以识别和应用的原则。

第一，宿敌可以和解，即使是在长期和破坏性的冲突之后。2022年，中国和美国的对立程度远不如1972年，尽管如今的问题公认更为复杂。（二战后的法国和德国，以及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亚伯拉罕协议》也是明证。）

第二，几个重要人物就能产生很大影响——对中国来说，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美国则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有时，强硬派有更大的妥协余地，因为他们不太容易受到国内批评的影响。尽管舆论似乎对和解持抵制甚至敌对态度，但领袖可以改变人们的态度。

第三，看似不可调和的问题不一定会破坏协议。《上海公报》经过7个月的反复磋商起草，在尼克松访问结束时得以发表，是大师级外交杰作。公报细致入微地处理了包括台湾在内的所有敏感话题，用语言弥合了原本存在的鸿沟。

第四，在“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地缘政治大旗下，有共同敌人的敌人可以突然实现关系正常化（如果不是成为朋友的话）。1972年，美国和中国分别与苏联发生冲突。2022年，中美两国分别面临新冠疫情、全球变暖、宏观经济复苏、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

第五，保密对微妙的谈判至关重要。基辛格为准备尼克松访华而秘密访问中国，因担心泄密，他没有使用美国国务院的翻译人员。如今，由于手机无处不在，互联网全时覆盖，保密变得更加困难，但仍然绝对必要。

美中之间存在着不止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不是什么国家秘密。但如果让我从两边各选一个，最具危害性的应该是这两个：在美国，当有人提出要把中国共产党赶下台时，直接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在中国，当一些人试图控制其他国家的信息和影响言论时，诉诸经济和其他手段，这种方法往往适得其反。

美国面临的挑战是避免威胁中国的核心利益，特别是政治制度和台湾问题。中国面临的挑战是缓解那些担心中国崛起的人的焦虑。我真希望，我们可以求助于1972年的周恩来和基辛格。我知道他们会有远见，我敢打赌他们能想出一个计划。如果他们能，为什么我们不能呢？（作者是国际企业战略家和投资银行家、库恩基金会主席，于2018年获“中国改革友谊奖章”）